从失根到扎根：加拿大华人社区百年沧桑—《加拿大华侨移民史》的启发

新冠疫情以来，经济不景气、人们生活压力大、生活常态被改变，一些西方国家社会矛盾激化，歧视华裔的现象开始加剧。加拿大和美国华社都有“排华”的惨痛记忆。面对新时期的新排斥，警惕、愤怒、担忧，种种情绪在华人中弥漫，也引发不少反思。其中最直接的反思是——为什么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华社仍会被歧视？对这个复杂的问题，一千个人可能有一千个答案，但不可或缺的是必须从历史中找答案。因为不了解历史，便无从理解现实。《高度》周刊特邀加拿大知名华裔自由写作者王立博士撰写此文。

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推出的《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本文简称“移民史”）便是一本了解加拿大华社前世今生的必读书。这本由已故的黎全恩教授、加拿大著名媒体人丁果、作家贾葆蘅通力合作而成的著作，对加拿大华社做了系统、全景、博物馆式的记述，史料充分，分析深刻，视角丰富，观点鲜明，令当代加拿大华人大获启发，利于社区反思。

01.排华活动中舆论的主导作用

加拿大历史上排华浪潮兴起的两个主要原因是白人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及白人对华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排斥。而无论是种族歧视还是“黄祸论”的挑起和强化，都与主流媒体的推波助澜分不开。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舆论的煽风点火、不断助推，加拿大的排华史也许是另一个版本。

淘金潮开始之后，随着华人抵达卑诗省人数的增多，白人对华人的关注也随之增加。最初，媒体的报道便以排斥性的不理解的眼光出现，比如移民史所引用的1859年的报道中，将华人用扁担挑着行李描述为“这种把自己当成驮东西的牲畜的中国方式”。白人对华人这类主观的否定，除了人性的天然排外，还与当时中国的状况分不开。如移民史所论，“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中国领先了将近18个世纪，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世界对中国的眼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时候，正是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上升期，落后与先进的落差，影响了西方民众对中国人的观察视角。”

在华人加入淘金大军后，劳动力市场的矛盾愈演愈烈。白人打华人、虐待华人、枪杀华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但是媒体或者轻描淡写，或者歪曲事实，不做公正的报道。1871年，卑诗省加入联邦，中国劳工问题成了省的政治问题。媒体开始了排华狂欢。如移民史所引《域多利殖民地报》，“一方面承认纳税人有选举权，一方面又说华人例外”。1879年，该报发表一幅漫画，“一个身材高大、身穿西服的白人，他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从后面抓住一个杏眼的中国人的辫子，很明显是正在把他从他的乘龙洗衣店送上被告席。”漫画所配的文字中对于排华的解释是“你和我们不一样，你不能喝威士忌，不会谈论政治，不会投票。”漫画作者还想提醒读者，“中国人穿着完全不同的服装，只会说蹩脚的英语。”白人社会在剥夺华人投票权的同时，又以华人不投票为由而排斥华人。当然，不能否认的是，当时许多华人确实没有认识到投票的重要意义，而未去充分争取，或者轻易放弃了到手的投票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更多西人的报刊上，华人们都是被嘲笑、被愚弄的对象。他们被画成呲牙小眼、拖着长辫子的模样，一个个枯黄干瘦的脸上，千人一样地被画成布满密密麻麻的皱纹。他们眼睛浑浊、黯淡无光，一幅愚昧及还没有走进文明的形象。”移民史的这段记述是当时及后来很长时间内，西方媒体对华人的描写，也影响到西方民众对华人的评判，形成了华人的刻板印象。因为，许多白人并没有亲见华人或者有近距离接触，他们对华人的理解大多从媒体而来。媒体说坏，他们就会有“坏印象”；反之亦然。这也就是媒体的影响力的体现。

在主流媒体长达几十年的千篇一律的负面报道中，华人被描述为“华工促使白人工资下降，华人吸毒、偷盗、赌博、不讲卫生、传染疾病、不容易被教化”，“指责华人对社区没有贡献、总想赚钱后返回中国、没有正义之心、是野蛮落后的民族”，还不断警告民众，“让更多的华人进入加拿大，只会败坏这个国家”。

媒体放大华人的每一个缺点，歪曲事实，挑动白人对华人的仇恨。“在反华舆论的影响下，反华思潮越演越烈，并酿成血腥的排华事件。这种状况由卑诗省发展到全加拿大，由分散的、小规模的，发展成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排华运动。”移民史的这段总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反华舆论在排华运动中的主导作用。而对于身处信息泛滥的当下的我们而言，更不能忽视舆论的力量。现在，不止是主流媒体有力量，自媒体的信息一旦被广泛传播，力量更强大。

因此，为了防止“排华浪潮”再起，华人对任何危害华社的谣言、不实信息都必须警醒，而非天真地以为“他们说说就算了”；更不能认为支持排华舆论、成为排华记者的“朋友”，或者自认为不属于“华人”，自己就能安全——回溯历史，排华浪潮兴起之后，没有任何华人能躲过劫难。在加拿大，不同于性别选择，华人是一个天然的族裔身份，不是依赖内心感知能决定的。

02.外辱背后的内因

北美能迅速形成排华，除了白人的种族歧视思想、试图将华人驱逐出劳动市场的原因，也与华人社区自身的一些不良状况有关。这些不良状况倘若不革除，对今后华社在北美或者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融入仍将是障碍。

在漫长的排华时期，华人主要聚居在各地的唐人街。唐人街是华人躲避歧视的港湾，也是生存保障的最后的支撑。这里尽管是商业社会，但却有一些华人间自发的义务帮助。特别是在中华会馆、同乡会、宗亲社等社区组织的支持下，唐人街成为华人的大本营。

硬币都有两面。当唐人街成为华人躲避白人社会冲击的碉堡时，它自然就具备了封闭性与排外性，成为主流社会之外的独立“小社会”。唐人街的“遗世独立”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对加拿大法律秩序的忽视、械斗成了维持“公正”的常用手段、大量单身男子的存在导致卖淫业相伴而生、华人赌博的陋习及受英国侵害导致的鸦片瘾被带入唐人街。诸如此类现象与主流文化、法治、道德规范格格不入，再加上宗教信仰、习俗、装扮服饰等等的差异，加剧了白人社会对华人的歧视。

此外，最大的隔阂是语言和思想。早期加拿大华人大多数是来自中国的穷苦农民，勿用说不会英语，连中文的读写都不会。语言有隔阂当然不利于与主流社会沟通。而思想的隔阂则如天堑鸿沟。移民史中引用的一位牧师对华工的描述是：“中国移民是作为异类和陌生人来到的……他们来自苦力阶层，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受鄙视、受压迫。这种思想、实践和习俗方面被随意凌辱的个性已经渗透到了其道德和精神中，以至于他们对待权利和义务没有任何道德标准……作为苦力和农奴，他是合格的。”这段评价不仅对当时华工的思想状况刻画得入木三分，甚至在今天，仍然适用于某些华人移民。比如不积极参与选举事务，对社会议题没有兴趣，对其他华人反对歧视的活动也不支持——理由就是，“你在祖籍国没有被歧视过吗？”

与此相关联的是华人文化中的怕惹麻烦、能忍耐，也加剧了白人对华人的欺凌。如移民史中所引述的英国人詹森来卑诗省旅行后的见闻：“用各种可能的方式虐待‘中国佬’已成为太平洋沿岸的风气。华人经常遭到像狗一样的对待，在所有时间被恐吓、嘲弄、踢打，姓名称呼被粗口所代替。他们没有表现出报复，静静地活着，而且有礼貌、有节制地对待所有的人。”从华人的角度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退一步海阔天空”、“能忍则忍”这些行为准则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白人文化属于“战斗型”，对方越退缩他们越强悍。华人的忍让不仅没有换回白人的理解，反而适得其反，使得白人的排挤变本加厉。可悲的是，如今，一些华人对这方面的文化差异依旧缺乏足够的认识。

同时，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的障碍是语言隔阂。华人社区倘若不积极学习英语/法语，确实很难参与到社会事务中。不切实参与，就不能当家作主，便只能寄人篱下、仰人鼻息。

03.华社漫长的抗争

根据移民史引述，1884年7月，联邦政府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对美国旧金山和加拿大卑诗省的华人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华人生活状态、思想言行、人口、两性比例、职业、工资收入、工作效率、社交活动、犯罪记录、缴税情况、有无恶习等，以便评估“限制华人的适当性”。委员会对51位证人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以收集各方面意见。调查结束后，两位调查委员及委员会秘书提交了调查报告书。

在证词中，大多数是充满对华人的偏见。移民史总结出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华人走私、违反卫生规则、吸食鸦片，把麻风病带入西部海岸，用鸦片来腐蚀年轻人。二，华人与白人劳工的不公平竞争论。华人劳工只要一天10分钱即可生活，因为他们完全脱离主体社会，像动物一样对一切冷漠无情。三，华人很难被同化，不但白人不想同化他们，他们本身也不愿被同化。”

两位调查委员之一的查普洛博士“不赞同对华人所谓通过低工资抢白人饭碗的指控。他认为白人和华人之间的差异不是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差异，而是两种文明的差异。卑诗省对华工的攻击来源于偏见和无知。”然而，迫于形势，查普洛博士还是起草了一个限制华人移民的议案，内容包括对每个华人征收5加元的人头税。从此以后，一波波正式形成的排华法律汹涌而来，最终导致华人成为加拿大社会中最受歧视的族裔。如移民史所说，“可以说在加拿大，法治只是白人的专利，华人的生命财产变得毫无保障。”

庆幸的是，尽管当时的华社力量相当薄弱，许多成员还属于文盲、半文盲，但是他们没有坐以待毙，而开展了积极的抗争。根据移民史的记述中，“虽然在1875年之后，华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不能参与投票选举和竞选，但他们成立协会、劳工联盟等，并用签名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等抗争手段来回击白人的压迫和挑衅。”如1907年，温哥华唐人街发生打砸抢的排华暴乱后，华工罢工一周以抗议，导致酒店、轮船、锯木厂等以华工为主力的工商业瘫痪，引发了白人社区对暴乱的谴责。又如，1923年，在长达一年的罢课后，在各方面的努力和施压下，维多利亚公校的华人的孩子终于被允许回校上课，结束“黄白分离”的局面。

然而，“最有效的是依据加拿大的法律以及主流社会的价值来为华人说话，这就需要英语能力和比较广泛的社会法律知识，并拥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早期最杰出的反歧视华人代表是第一位在加拿大出生的华人温金友。他懂英文、粤语、客家话及原住民的先奴方言，毕业于UBC的法律系，担任过温哥华法庭翻译员、维多利亚中华会馆的英文秘书，终身积极参与华社活动、向主流社会传达华社的心声、努力消除不平等待遇。

1916年，伐木业的华工成立“华人劳工会”，以罢工的方式要求资方给与华工与白人相同的待遇和福利。1918年，华工联合日本、印度裔锯木工人一同罢工，要求提高待遇。1919年，当温哥华砖瓦厂要降低工资时，华工以长达40天的罢工而令资方妥协。凡此种种，移民史上记录了多起华人成功地自我保护的抗争。移民史对此总结为：“大部分的情况下，华人没有采取在中国国内常见的义和团式的愚昧式暴力抗争，而是采取了体制内依法抗争的模式，在许多场合，还与共同遭遇遭遇的白人联手行动，争取司法立法机构的支持，这充分体现，华人在加拿大移居生活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学会了用加拿大体制倡导的价值观和法律观念来反对体制上产生的诸如种族歧视之类的毒瘤。”这一点也应当成为加拿大华社的优良传统被被保留和传承。

然而，在最近一些年的华社抗议歧视活动中，以法律武器做斗争的案例并不突出，而且还常常是一部分华人筹款准备打官司，一部分华人冷眼从旁看热闹；一部分华人上街游行抗议，一部分华人网络上说风凉话。从这些方面看，华社在退步。这大约也可以解释——为何过了百年之后，华社仍然时刻面临着被歧视的威胁？

04.原住民对华人的接纳

在近百年的被歧视历史中，加拿大社会中，对华人提供帮助最多的社区是原住民。加拿大的原住民与华人的基因的相似性应该很高——有学者认为，加拿大的原住民是来源于亚洲，与华人同属于蒙古人种。移民史指出，北美的原住民的文化体系特征与中国黄淮下游、东海沿海、渤海湾等基本一致。原住民还像华人一样，采用草药治病，相信万物有灵，祭祀天地，重视家族观念。血缘、文化的共同性是原住民接纳华人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早年加拿大白人的歧视谱系中，原住民与华人都受到主流社会的压榨和欺侮。

淘金潮初期，原住民与华工的关系并不算和谐，双方接触不多，偶有冲突。但是在淘金潮晚期及铁路修筑时期，华人的地位日益低下，原住民认识到，华人并非像白人一样是殖民者，而“同是天涯沦落人”。1872年，卑诗省议会通过了法案，剥夺了原住民与华人的选举权，使得原住民与华人彻底“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

铁路修建结束后，华工散落各地，为了谋生，与原住民接触增多，如在原住民保留地谋求生存和居住，或租用原住民的土地进行农耕等等。华人中绝大多数是单身男性，而原住民中单身女性的比例偏高，这也为华人与原住民女子通婚创造了客观条件。

不过，当时政策规定，原住民女性倘若与华工结婚后，便不能居住在保留地、并且要放弃原住民身份，意味着也要放弃原住民所能享有的福利。在这些不利因素影响下，绝大多数原住民女性与华工属于同居、非结婚状态。排华政策的不断加剧、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影响到华工与原住民女性的共同生活。比如，有的华工返乡探亲后，便没有办法再回到加拿大，使得在加拿大的家庭故事成了断章。

原住民对华人的接纳除了通婚之外，还体现在为华人提供丧葬场地。在排华期间，许多白人的公墓不允许华人下葬。但一些原住民的保留区却慷慨地为漂泊凋零的华工提供了葬身之所。如移民史所写，“而印第安人却以自己宽厚、悲悯的胸怀和热土，让许多惨死的华工得以栖身，不至于成为孤魂野鬼。”对于华人的文化传统来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死无葬身之处”。就这一点而言，原住民对华人接纳的意义非常重大。

华人开办农场后，与原住民相处更加和谐。原住民可以来农场打工、为农场提供木材、用捕到的鱼类与农场交换大米、蔬菜等。双方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共同守望、彼此帮助。尽管同样受到歧视，但是华人作为外来者，日子更加艰难。原住民的支持则是闯金山的华工们漫漫长夜的一盏孤灯。

05.有效扎根

在皇家调查报告及其他排华舆论中，华人被诟病最多的一点是来加拿大的都是单身男子，做工赚钱后无论死活都要回中国，而非带着家人在此扎根，与欧洲清教徒举家搬迁到新大陆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现象是客观存在的。造成的主要原因是来加拿大的华人一般都要将妻子留在家里照顾高堂。高堂在世时，夫妻很难在加拿大团聚。此外，落叶归根也是华人不能在新大陆安居的一个文化原因。这种回国养老的想法在当下的华社仍然存在。一些华裔移民不肯入籍是为了将来回国、回流方便。是永住还是暂住，不同的心态下，表现自然有差异。

怀着寄居的心态，单身华工的生活状态即使没有经济限制，也很难好起来。1902年，皇家调查委员会在查访了华工的住所后，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华人在加拿大居住环境非常差，与白人的差距很大，不可想象。第二，华人在加拿大的生活状态是孤立或者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处于封闭状态。第三，华人抱团而居的好处是省钱、便于互相帮助，“坏处是难以改掉原居住地生活的陋习，阻碍了个体向外冒险开拓的可能性，缺乏打破歧视与隔阂、闯入主流社会的视野与勇气。”不得不承认，这几点在当代华人社区中仍然存在。虽然如今华人各家都是自己独立居住，可是在心态和社交、生活、工作习惯中，依然保留着上个世纪初的格局。

在就业方面，除了渔业、伐木等劳工，华人多从事餐饮、洗衣、开华人商店这类不需要语言和技术技能、为华人社区提供服务的生意。此外，从事农场、果园等种植业的华人也不少。对相对固定的就业模式，移民史称之为“已经奠定了以后百年的生存模式”。这样的生存模式，限制了华人在加拿大的生存和发展，因为“语言因素及对加拿大社会机制的不了解导致难以在唐人街影响力以外的地方开拓新生活”。

想要打破桎梏、从漂泊到落地生根，华人就必须对自身已有的限制反其道行之，从根本上改变。幸运的是，经过几代先侨的努力，华社在这些方面改善良多。随着二代移民的出生、成长，华人社区逐渐获得了语言的便利。二代移民在就业方面也拓展到技术行业，甚至成为办公室、银行白领。二代移民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建立行动纲领上更贴近主流社会的英文社团组织。同时，华社加强中文教育以提升华社素养及凝聚力、发展粤剧等戏曲文化活动，增加与白人社会的文化交流，彰显华人文化的优秀的方面。华人的媒体也不落后，不仅报道加拿大、美国重大消息，也同时报道中国国内的信息，普及主流文化习俗，刊登本地华商广告，成为社区交流的信息中心。基督教及相关团体的兴起也为华社与白人社区沟通搭建了桥梁。

各类社团在华社的扎根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尽管社团间内部矛盾不断，如地方性社团的械斗冲突、政治团体的分歧不休、经济利益的争夺显而易见，但是，在办学兴教、支持中国推翻满清政府及进行抗日战争、积极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在反对歧视方面，各社团出钱、出力，合纵连横，团结协作。如1923年7月1日正式实行的排华法案“四三苛例”尚在讨论时，华社各界便有组织地应对，抗议无效后，仍不放弃，从次年开始，连续数年在每年加拿大国庆日举办“耻辱日纪念活动”，并拒绝参加各级政府组织的国庆庆典。

二战后，现役和退伍的华裔军人为争取公民权、选举权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1947年初，各地华人社区、社团乘胜追击，敦促加拿大联邦政府废除“四三苛例”，全国华社的抗议活动呈大规模的燎原之势，“尚祈上下同心，全民合力，务底于成”。在国际及加拿大国内的大势所趋下，1947年5月14日，排华法终于寿终正寝。

不过，排华的思潮、种族歧视的思潮却未消失。时至今日，华人仍会成为一些社会矛盾的出气筒。比如，2020年夏天，在新冠疫情的压力下，加拿大，特别是温哥华地区，爆发多起针对华人的歧视活动，并波及到韩裔、原住民、甚至其他一些黑头发的民众。受到歧视攻击者有八九十岁的老者、有年轻的女子、孩童、行动不便的残障人士等等。

媒体的舆论导向仍暗流涌动。如某些主流媒体记者随意为华人社区扣帽子，称华人洗黑钱、倒卖房屋、都是潜在的间谍、是第五纵队等等，手段如同百年前污蔑华人时同样卑劣，不做调查、以偏概全、肆意放大缺点、混淆视听，将记者自己的偏见或一些政治目的包装在“新闻报道”中，误导对华人不了解或者本身就有偏见的其他族裔读者，以形成对华人不利的社会氛围。

较百余年前，华人社会的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不可同日而语，但分裂程度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华人来源地早已不是“四邑”、“三邑”，而是包括两岸三地的全球化；政治观点的分裂亦非早年反清后支持谁那么简单；方言更是五花八门，不是粤语独大；移民的目的千差万别；对英语（法语）的掌握及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各不相同；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如万花筒般斑斓。

换句话说，如今的加拿大华人，除了面貌上有华人的共同特征，其他方面的共同性异常薄弱。在这样的情形下，华人社区如何应对没完没了的种族歧视确实是一个难题。

对于华夏民族的历史，百年是弹指一挥间。对于加拿大华人的历史来说，从淘金潮开始的移民史长过加拿大正式建国的历史。对于几代先侨来说，百余年的血泪史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家庭所承受的巨大的苦痛。对于当下的加拿大华人来说，先侨的不幸和斗争，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知古鉴今。血泪获得的经验不应被忽视，走过的弯路要避免重蹈覆辙。

值得注意的是，华人反对歧视的意义，不仅是为了华人自身的诉求、利益，而如移民史所说，“也为加拿大体制不断趋向公平和正义的完善做出了独特和难以磨灭的贡献。”因此，每一位珍视自己、热爱加拿大的人，都不能对种族歧视轻易放过。

注：本文题图为程树人先生创作的大型壁画作品《百年风云》，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