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加中贸易的话题是一个“香饽饽”,联邦自由党政府总理克里田率领经贸“国家团队”三次走访中国,每次在加拿大媒体上都是头条待遇。

但今天,在加拿大的媒体上,看到的大都是“中国威胁”,加中双边贸易的话题成了“禁区”,谁谈就可能被贴上“亲共”的红色标签,甚至遭到有关人士的口诛笔伐。这是相当不正常的现象,对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对我们加拿大人的经济生活,都会带来相当负面的影响。

由此,我要提一下我的好朋友,加拿大参议院独立参议员“党团”的领袖胡元豹先生。他在如此恶劣的形势下,坚持独立理性的声音,不断从加拿大独立外交、从全球化的相处之道、从加中经贸的重要性等各个角度,阐述了加中关系的重要性。我很期待,他的精彩分析,能带来参议院、国会乃至舆论界对加中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的大讨论。

这种讨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加中关系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后,已经到了大转变的时代。因为半个世纪以来,影响加中关系的两个世界大国-中国和美国都发生了变化。加拿大与两个大国相比较,变化得比较慢,但整个社会民意还是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举例而言,本来被视为有“传统友好关系”的两个国家民众,已经展现出高度的敌意。加拿大民调显示,八成多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没有好感,甚至有很大的忧虑。这也充分显示,过去的加中关系,主要建立在官方主导的舆论场基础上,民间的深入交往和相互理解,都缺乏扎实的根基。

也因为如此,加中双方对对方在制度操作或者价值观的认知上,没有深厚的基础。这一点,华人社区必须要反省,150多万人移民或者入籍加拿大,很多人却游离在真实的加拿大之外,感叹的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如果连华人都不清楚加拿大的价值观,加拿大的民主制度运作,加拿大的民间想法,那又如何让远在大洋彼岸的14亿人懂得加拿大呢?

以往常说的“白求恩”、“大山”之类的加中关系象征,已经消失了。未来的加中关系,必须建立在对双方历史和价值观、现实的核心利益、双边互利的范畴等明确了解的基础之上。不管未来加中关系是“战略伙伴关系”、“普通双边关系”、还是“竞合关系”,它将建立在现实、务实、扎实的基础之上,而不再会是虚幻的“十年黄金时代”之类的东西。

从政府层面的角度来看,我最欣赏哈珀时代的加中关系,那是现实、务实关系的最佳体现。虽然当年哈珀第一次访华,温家宝说来晚了五年。

但是,正是哈珀时代,加中鉴定了“投资协议”(欧盟虽然签了,但可能要泡汤了),加拿大获得了“旅游目的地”地位,多伦多成了北美第一个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双方彼此给予十年旅游鉴证,中国投资加拿大达到了破天荒的400亿元规模,遣返了远华案主脑赖昌星等等。哈珀政府也让北京了解了加拿大政府在人权和加拿大价值观的坚持理由。不久前,加拿大百人会与哈珀前总理就加中关系进行了座谈。哈珀前总理对加拿大今天的舆论界将复杂的加中双边关系简单化,这种两元对立的选择模式就是,要么是“逢中必反”,主张与中国全面切割;要么就是“全面迎合中国”,凡与中国的关系都是对的,在中国做生意的加拿大企业要成为中国政府的“嘴巴”。他认为这种两者必须取一的选择要求是“假命题”,不符合加拿大的国家利益。

哈珀称自己执政时的对华政策是“第三条道路”,也是最具建设性的,那就是聚焦在两国共同利益和互惠互利的议题上,这是双边关系的关键所在。因此,哈珀建议目前的加中经贸关系应该“去政治化”,加拿大在人权和价值观的问题上要坚持原则,但在双边关系上要保持尊重彼此,不要让政治和彼此不同的世界观牺牲经济的互动和人文的交往。

哈珀的观点,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保守党总理,即第十三任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他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不顾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强烈反对,展开了跟中国的小麦交易,救了很多在饥饿中濒临死亡的中国人,也为加拿大的小麦开拓了中国广泛的市场。

更有老杜鲁多总理不顾尼克松总统的反对,率先在西方阵营中,与红色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预先奠定了经贸基础。其实无论是迪芬贝克,还是哈珀,都不喜欢共产党,但他们知道,与中国建立经贸关系,有利于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经贸利益。毕竟,美国不能把加拿大从经济上“养起来”,更何况,今天的美国,与二战后相比较,实力已经大幅度衰退,“美国优先”,不但是特朗普政的既定政策,也是拜登政府“萧规曹随”的政策。

有人说,特朗普、拜登不是搞印太大战略吗?没有中国,加拿大可以打印度市场、越南市场,或者深耕日本、南韩等传统市场。胡元豹参议员通过中国跟亚洲国家深度互融的数据证明:没有亚洲,加拿大仍可以有中国战略,但没有中国,加拿大就不可能有亚洲战略。哈珀前总理更明确指出,印度市场在开放性的程度上远远落后中国,加拿大要以印度市场替代中国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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