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闻联手真骗子，“信息破产”还会远吗？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译作川普）把新闻专业名词“假新闻”（Fake News）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被他所指称假新闻的美国精英媒体更是对他口诛笔伐，连称特朗普为“骗子之王”（The King of Lies）。如果假新闻PK真骗子，公众至少还有机会了解一丁点是是而非的真相的话，而当假新闻联手真骗子，这个世界谁信谁？

幸运的是，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从知名国际公关公司爱德曼每年发布的信任晴雨表，就可见一斑。

“信息破产”——新时代的悲剧

2021年1月13日，也就是在挺特朗普的部分支持者在1月6日暴力攻占美国国会大厦后的一周内，爱德曼通过网上发布会，公布了《2021年爱德曼信任晴雨表》，也称《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

今年的晴雨表明确显示，人们对从哪里可以获得可靠信息已无所适从。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政府领导人（57％），企业领导人（56％）和新闻工作者（59％）故意以他们明明知道的错误消息，也就是假新闻，来误导公众。

爱德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爱德曼在发布会上悲观地宣称，“现在是信息破产的时代。”他还指出，受访者普遍认为被那些领导者欺骗了，媒体信息来源被严重政治化并存在偏见，其结果是缺乏高质量的信息和日益加剧的分裂。

显然，假新闻的始作俑者，不是傻就是坏，还有一半带偏见。

半个多世纪前，中国亩产超万斤的粮食“卫星”接连升空。至今回想起来，依然令人唏嘘且不可思议。

想当年，美国政府代表在联合国，拿着一小瓶洗衣粉状的不明物体，信誓旦旦的对全世界说，这就是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然后我们就看到了美军把熊熊战火烧到了伊拉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揭穿这个假新闻的，居然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本人。

特朗普不仅只是指责假新闻的能手，更是制造谎言的高手。有美国好事记者经过认真研究统计发现，特朗普在任期的前2年内就做了超过8,000个不实、歪曲的陈述甚至直接就是谎言。到2020年以后的疫情发生直至败选，谎言更是数不胜数，被美国媒体冠之以“骗子之王”，当之无愧。

就如同经济危机周期一样，信息危机也不过如此，从信息不对称开始，到信息爆炸，再到假信息泛滥，最终导致信息破产。

历年的《爱德曼信任晴雨表》也说明，人们不仅对传统权威公共机构与体系的信任逐步遭到破坏，而且对曾一度建立起"同伴对同伴"（Peer-to-Peer）信任的社交平台也逐步失去了原有的信任。而2020年全球有关疫情的信息已促使人们对所有新闻来源的信任度创下新低。

信息危机——眼见未必为实

信息破产时，耳听自然为虚，眼见未必为实，信息危机莫过如此。

2018年英国威廉王子"比中指"的不雅照片甚为引人诧异，而事实却是一个快乐的父亲在告诉公众他的第三个孩子刚刚出生。不同的角度就有了不同的解读。

在鱼龙混杂的信息泛滥中，可靠信息俨然就是稀缺资源。而专业机构的民意调查成了为数不多的可信赖信息之一，就特别显得珍贵。这也是为什么用民调数据来了解和反映民众对公共政策和时政议题的看法近来特别流行。

但是，当看到有些民调结果称诸如“加拿大民众对某某国家好感度降到历年新低”，或“民众认为某某政府或某某国家不可信的比例创历史新高”时，就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些民调访问的对象是本地加拿大民众，而测量的目标是其对外国的主观看法，而这种主观看法往往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舆论导向等多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偏差。

这就象天气预报，预报的测量温度和实际体感温度往往会因为空气湿度和风力大小等气象因素而有所不同。在低压潮湿的南方，体感温度往往比预报的温度更热，在寒风凌厉的北方，体感温度也通常比预报的温度更冷。所以，科学测量预报的再准，也还是要以实际气候环境中的人体感受温度为好。

《爱德曼信任晴雨表》测量的就是这种本地化的体感温度，它避免了普通单一国别的民调遥测感应的不足。自2000年起，该报告已连续发布21年，受访者被要求对本国（地区）政府、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四类公共机构的信任度作出评价。因此，报告比较客观地见证了全球信任关系的变化。今年的调查涉及全球28个经济体的超过3.3万名受访者。

信任危机——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一旦信息破产，信任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2021年爱德曼信任晴雨表》结果发现，公众对传统社会机构的信任度再创新低。企业（61％）已成为公众最受信任的机构，超越了非政府组织（57%），取代了政府一度领先的（53％），而新闻媒体则堕落到了末位（51%）。

按照爱德曼的评估方法，只有超过60%评分的，才算得上是可信任机构。因此，上述调查结果显示，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都不在公众认为可信任的范畴。

企业是唯一被认为同时具有道德和能力的机构。反观政府和媒体，他们在道德和能力评分上都是负值，也就是既不道德，也无能力。非政府组织虽然在道德方面占有相对制高点，但在能力方面的负分值注定了它在公众眼里仍然属于不可信任。

信任危机最严重的问题是公众对社会领袖人物的信任进一步丧失。政府领导人物（41%）、宗教领袖（42%）、和作为意见领袖的媒体（45%）成了真正的搅屎棍，他们在公众的心目中是最不值得信任的三大对象。而科学家依然是人们最信任的（73%），充分说明人们依然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基础上建立的真理。仅次于科学家的，是自己的雇主（63%）和本社区的成员（62%），显示公众信任呈现出本地化的趋势，毕竟是“亲不亲，故乡人”。

显然，信任危机明显存在着地区性差异。在美、中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信任度同时急剧下降。在过去6个月，中国公民对中国机构的信任度下降了10个百分点，降至72%。截至去年11月，美国在排名倒数第四的国家，在大选后又下降了5个百分点（43%），这一得分仅领先于垫底的日本和俄罗斯。

尽管如此，综合评分达到可信任程度（60%以上）的除了欧洲的荷兰之外，清一色都是亚洲国家，印度（77%）、中国（72%）和印尼（72%）排名前三，新、马、泰和沙特，阿联酋随后。而在不可信任范畴（50%以下）的除了俄罗斯（31%）和日本（40%）垫底之外，美（48%）、英（45%）、法（48%）也是在不可信榜上有名。加拿大（56%）和澳大利亚（59%）等则介于两者之间的中性地位。

信任危机的出现与信息源失真有很大的相关性。调查发现，所有主要信息来源，从搜索引擎（56%）、传统媒体（53%)、自媒体(41%)到社交媒体(35%),都已经失去公众的信任。近六成的公众认为媒体机构在保持客观性和无党派倾向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媒体记者往往表里不一的虚假报道或夸大其词来故意试图误导民众；大部分新闻机构更热衷于支持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的报道而不是给公众传递客观公正的事实。

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定向推送信息也对信息源失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量身打造和定向推送，使人们对信息了解的全面性、客观性和真实性产生严重偏差。这就象信息鸦片，使人难以自拔。

其实，信息源失真只是问题的一面，个人的信息卫生不良习惯则是问题的另一面。就像勤洗手、出门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等个人健康卫生习惯一样，在信息消费行为方面同样有着卫生习惯的要求，这包括关心时事新闻，避免成为信息的传声筒，验证获得的信息，不放大未经核实的信息等等。《爱德曼信任晴雨表》发现，仅有四分之一的公众在信息卫生方面做到良好，近四成的公众在这方面做得很差。

信任缺失的代价——昂贵且危险

信任危机的出现就是信任的缺失，而一个信任缺失的世界既昂贵又危险。

首先，信任缺失使经济运营成本增高。信任是商业运转的润滑剂。一旦有了信任，你在掌握最大可能性的同时，也能把风险降到最低，事情也就更容易迎刃而解。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银行，它往往给可信赖客户（信用分数高）更优惠的利率和更高的贷款额度，而信赖程度低的客户，不仅要支付更高的贷款利息，甚至有可能根本就贷不到款。

同样，信任缺失也使社会管理成本增高。2015年前，温哥华的公交天车和海上巴士都是无障碍免验票乘坐。因为人工昂贵和人手不足，公交查票是小概率事件，这给一些贪小便宜的人找到了逃票的机会。21世纪初，公交公司发现天车上的逃票率估计达到5%，即每年约200万加元的票款损失。到2007年底，省政府交通部门开始研究安装门禁票价系统，来杜绝逃票。最后，政府投资了1.94亿加元安装现在的门禁票价系统，并于2015年11月推出使用，估计它每年可以节省200万加元的逃票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