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导致的关闭正在走向尾声,而疫苗施打和全面开放成为卑诗省民目前讨论最热门的话题。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我跟卑诗省省长贺谨做了疫情爆发后首次面对面的谈话,其中许多谈话细节颇有意思。
当然,就抗击疫情和施打疫苗的情况来看,卑诗省一直走在加拿大的前列,也是北美重要省会中成绩最好的一个,省长对此感到幸运,也颇有自豪感。我问他,在近一年半的抗击疫情过程中,他感到最难做出的政策决定是什么?以及他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哪件事?他的回答是,感到最难的决定就是因为要保护弱势老人免受病毒传播,从而暂时禁止长期护理院的亲属探视;至于最有成就感的则是坚持让孩子们在学校学习,卑诗省学子的学校教育,比其他省份多了好几个月。
全面信任亨利医生
按照贺谨省长的一贯立场,他在抗击疫情中,基本上是听取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医生及其团队的判断和决定,这与其他省份省长出面挂帅有很大不同。这个模式,造就了亨利医生的“一战成名”,也成就了贺谨省长“尊重科学”的评价。贺谨对亨利医生的信赖,显然超过了公共卫生安全的领域。
众所周知,贺谨的第一针疫苗打的是阿斯利康。在世界卫生组织首席卫生官对混打疫苗提出警告之前,混打疫苗的“好处”随处可见,加拿大和卑诗省的疫苗施打指引也鼓励第一针打了阿斯利康的民众,第二针可以自由选择接种莫得纳或者辉瑞。不过,贺谨第二针接受了亨利医生的建议,仍然打了相同的阿斯利康,亨利医生对自己的家人和亲戚朋友也是如此的建议。我告诉省长,我也是这个观点,因为没有临床数据,第二针接种相同的疫苗是明智的选择。
由此可见,贺谨对亨利医生的信任度,确实很高,且少有“政治因素”。这种信任关系,是否成就了卑诗省抗击新冠疫情的最佳成绩,值得后疫情时代的研究者去总结分析。毕竟,在整个北美抗疫过程中,总统、总理或者省长、州长与首席卫生官的关系,呈现了某种丰富复杂甚至诡异,直接或者简接影响了对付疫情的结果。
众所周知,贺谨是反对疫苗护照的,但我们仍然面临Delta 病毒造成第四波疫情卷土重来的可能,以及后疫情时代需要旅游业带动经济复苏的需要。吸引游客回到旅游和保护大众公共卫生安全的平衡点如何抓?一旦疫情卷土重来,是再度采取封锁还是像英国一样听其自然、向病毒投降?针对后一个问题,贺谨提到他的儿子就在伦敦教书,未婚妻也是护士,两人的职业都是接触公众的,因此他对伦敦的疫情深表担忧。
至于卑诗省,贺谨再度提到,如果真的感染病例增加,首席卫生官亨利医生提出封锁,他也会“从善如流”。不过,他对于卑诗省的疫苗高接种率(第一针接种已过八成,第二针接种者也接近五成,且在增长中)感到兴奋,认为卑诗省重新关闭的可能性不大。
对于疫苗护照,他特意指出里面有两层意思。对于境外来的朋友,他坚决主张应该要有完全接种证明,以保障加国民众安全。但对于卑诗省内部的民众,他反对疫苗护照,认为大家自律性很强,而且本省疫苗接种率高,不需要疫苗护照。
丝毫无倦勤之意
反对种族歧视当然是谈话中的题目。我批评到,在这之前教育厅举办的网上反种族歧视圆桌会议,40家被邀请参加的社团组织中,只有两家是华人社团,这对于人口数量众多、在疫情中成为遭遇歧视最严重的族群,是否少了点?贺谨承诺,在未来的社区咨询中,一定会认真倾听更多华人社群的声音,也会将其纳入反歧视的公共教育和立法之中。他也承认,少数族裔即使在经济上也受到疫情冲击最大,政府未来在政策援助上必须反应这种现实。
贺谨在疫情中赢得了绝大多数政府,在列治文的自由党铁票区也赢下了四席中的三席。他特地强调,在2017年大选中承诺给列治文医院的扩建,现在也宣布了,虽然晚了一些,但金额更大,内容更好。至于我一直关注的华人历史博物馆,贺谨也透露,政府在拨款一千万之后一定会追加拨款,与联邦等其他政府的拨款和民众社区捐款结合,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博物馆。
显然,贺谨做了整整四年的省长,其“温和左派”的中间路线,获得很多认同。我问他,目前政界有传言其做满任期后,可能不再参选。他笑了起来,说目前身体很好,执政也上了轨道,很多事情还要继续朝前推动,2024年当然会寻求执政连任。我想,他的这个表态,一定会在政界引发涟漪,无论是磨刀霍霍的在野党,还是虎视眈眈寻求后贺谨时代的执政党内的实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