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大选战鼓隆隆，华裔社区促动投票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一如既往”，上一次大选华社投票率又没有及格，令不少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为何呼唤多年，华人社区的投票率仍在低位徘徊？一个直接原因是有些同胞缺乏文化自信，认为“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基因如此”、就是喜欢各扫门前雪、不愿意浪费时间关注社会公义，并以鲁迅笔下的“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的那些看客自比，认为那是华人的典型。
其实不然。首先，如哈耶克所说，“文化和文明的传递是不受遗传的决定。它们必须是被所有类似的人通过传统而学会的。”因此，对一些所谓的“民族劣根性”不要推到什么“中国人骨子里带的”。骨子里带不出来，是自己学的。既然是学的，那么可以不学那些不好的，多学好的。
那么，什么是华夏文化中的好的传统？比如，读书人的士绅精神。《礼记》中对士人（读书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中概括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梁启超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数千年来，士绅精神照耀着华夏大地。“诗圣”杜甫即为其中代表之一。他是无论穷达，都以天下为使命，为己任。
杜甫的爷爷是杜审言，初唐的文章四友之一，才高八斗。所以杜甫和他儿子自豪地说，“诗是吾家事”。杜甫是神童，“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从小的志向就是“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杜甫并没有打算利用自己的卓越才华去经营个人生活，而是希望报效国家，让天下海清河晏。
不幸的是，杜甫参加科举时正值李林甫当道。在他奔走多年刚刚入职成为小吏时，安史之乱爆发了。安史之乱腰斩了唐朝的繁华。盛唐的时候，士子是是鲜花怒马仗剑天涯。如杜甫诗中所说，“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而安史之乱使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东都洛阳民众一度曾“衣纸”。安史之乱造成的人口损失超过3500万。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忠实地记录了当时唐代的时政。他的“三吏三别”描摹出这八年的灾难。“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在这样的绝境下，杜甫怎么做呢？他“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至德二载（757）二月，肃宗返回到凤翔（今陕西凤翔），“长安人闻车驾至，从贼中自拔而来者日夜不绝”。杜甫也于四月从长安金光门逃出，结束了长达八个月的西京之困，一路潜行至凤翔，去投肃宗，以帮助朝廷平定叛乱、重新恢复国家秩序。
杜甫一直忧国忧民，他忧国忧民到什么程度呢？从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可以窥见些许。客居成都时，杜甫靠借贷盖起来几所草房，却遭遇大风被毁。接着又“屋漏偏逢连夜雨”，诗人只能“长夜沾湿何由彻”。在他饱受煎熬时，他想到的不是个人得失、安危，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样的境界绝对不是装出来的，这是杜甫心怀天下、民胞物与的自然流露。无论生活如何挫折，杜甫一直不忘本心。
温哥华的瑰宝、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与杜甫一脉相承，她以对诗词文化传承的使命感抵御着岁月沧桑。在回首漫长人生中的种种波折时，叶嘉莹先生说：“我从来不为自己的得失利害而忧虑烦恼，这也是我为什么经历那么多挫折、苦难，居然还顽强地活下来了，就是因为我对世俗的成败得失不在乎，内心有理想，有持守，这样我的内心就活得很平安，也很快乐。”
滋养叶嘉莹、杜甫的士绅精神，被余英时显示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深切地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二，对于国家及一切公益之事，知识分子都视之为他们个人的责任；三，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四，深信事物不合理，须努力加以改正。”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余英时先生认为，士绅精神与西方的“贵族精神”相类。
这份士绅精神同样滋养着加拿大华裔民众。这份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只是最近几十年受到了很大的摧折。但是，与悠久的士人传统相比，挫折还是比较短暂。而且身处加拿大这一民主社会，没有那些限制，华裔民众应该责无旁贷地尽到读书人的义务，尽到居民的、公民的义务，关心时政、关心国事，积极投票、参政，切实投入到加拿大社会的建设中，本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真正以加拿大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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