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大选战鼓隆隆,华裔社区促动投票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一如既往”,上一次大选华社投票率又没有及格,令不少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为何呼唤多年,华人社区的投票率仍在低位徘徊?一个直接原因是有些同胞缺乏文化自信,认为“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基因如此”、就是喜欢各扫门前雪、不愿意浪费时间关注社会公义,并以鲁迅笔下的“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的那些看客自比,认为那是华人的典型。

其实不然。首先,如哈耶克所说,“文化和文明的传递是不受遗传的决定。它们必须是被所有类似的人通过传统而学会的。”因此,对一些所谓的“民族劣根性”不要推到什么“中国人骨子里带的”。骨子里带不出来,是自己学的。既然是学的,那么可以不学那些不好的,多学好的。

那么,什么是华夏文化中的好的传统?比如,读书人的士绅精神。《礼记》中对士人(读书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中概括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梁启超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数千年来,士绅精神照耀着华夏大地。“诗圣”杜甫即为其中代表之一。他是无论穷达,都以天下为使命,为己任。

杜甫的爷爷是杜审言,初唐的文章四友之一,才高八斗。所以杜甫和他儿子自豪地说,“诗是吾家事”。杜甫是神童,“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从小的志向就是“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杜甫并没有打算利用自己的卓越才华去经营个人生活,而是希望报效国家,让天下海清河晏。

不幸的是,杜甫参加科举时正值李林甫当道。在他奔走多年刚刚入职成为小吏时,安史之乱爆发了。安史之乱腰斩了唐朝的繁华。盛唐的时候,士子是是鲜花怒马仗剑天涯。如杜甫诗中所说,“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而安史之乱使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东都洛阳民众一度曾“衣纸”。安史之乱造成的人口损失超过3500万。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忠实地记录了当时唐代的时政。他的“三吏三别”描摹出这八年的灾难。“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在这样的绝境下,杜甫怎么做呢?他“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至德二载(757)二月,肃宗返回到凤翔(今陕西凤翔),“长安人闻车驾至,从贼中自拔而来者日夜不绝”。杜甫也于四月从长安金光门逃出,结束了长达八个月的西京之困,一路潜行至凤翔,去投肃宗,以帮助朝廷平定叛乱、重新恢复国家秩序。

杜甫一直忧国忧民,他忧国忧民到什么程度呢?从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可以窥见些许。客居成都时,杜甫靠借贷盖起来几所草房,却遭遇大风被毁。接着又“屋漏偏逢连夜雨”,诗人只能“长夜沾湿何由彻”。在他饱受煎熬时,他想到的不是个人得失、安危,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样的境界绝对不是装出来的,这是杜甫心怀天下、民胞物与的自然流露。无论生活如何挫折,杜甫一直不忘本心。

温哥华的瑰宝、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与杜甫一脉相承,她以对诗词文化传承的使命感抵御着岁月沧桑。在回首漫长人生中的种种波折时,叶嘉莹先生说:“我从来不为自己的得失利害而忧虑烦恼,这也是我为什么经历那么多挫折、苦难,居然还顽强地活下来了,就是因为我对世俗的成败得失不在乎,内心有理想,有持守,这样我的内心就活得很平安,也很快乐。”

叶嘉莹

滋养叶嘉莹、杜甫的士绅精神,被余英时显示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深切地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二,对于国家及一切公益之事,知识分子都视之为他们个人的责任;三,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四,深信事物不合理,须努力加以改正。”

余英时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余英时先生认为,士绅精神与西方的“贵族精神”相类。

这份士绅精神同样滋养着加拿大华裔民众。这份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只是最近几十年受到了很大的摧折。但是,与悠久的士人传统相比,挫折还是比较短暂。而且身处加拿大这一民主社会,没有那些限制,华裔民众应该责无旁贷地尽到读书人的义务,尽到居民的、公民的义务,关心时政、关心国事,积极投票、参政,切实投入到加拿大社会的建设中,本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真正以加拿大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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