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华二代都会倾向左翼、甚至极左翼？

三十六岁岁的华裔女性候选人吴弭（Michelle Wu）以压倒性的六成三多一点的高得票率，击败了同为民主党的市议员安妮莎·埃塞比·乔治（Annissa Essaibi George），当选波士顿市长，带来了全球华文媒体报道的热潮。

吴弭以一袭红裙做出胜选演说的视频，刷屏包括微信在内的社交媒体。原因无他，在新冠病毒和歧视亚裔的政治病毒大流行的时代，吴弭的胜选，甚至她在演说中夹杂的一句国语，也给在政治参与中摸索的美国加拿大华裔社群，带来了足够的话题和启示。

如果说要做比较，那就是温哥华的关慧贞可以跟吴弭勉强比较一下。在参与市议会时，她们在年龄、性别、甚至比较激进的左翼立场上，都有可比之处。所不同的是，吴弭是学霸，在哈佛受的教育，且参政的目标是成为独当一面的领袖，从而来改变城市和社区；而关慧贞是参与一个大党，来制约执政党、提出改变政策的左翼立场的建议。因此，作为结束波士顿近两百年白人男性控制市政的风云人物，吴弭产生的影响力无可限量。一个三十六岁的华裔女性，开启了波士顿这座历史名城的新时代。作为华裔，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应该为她喝彩。

吴弭的进步左翼立场在美国是目前政治的焦点，即使在美国民主党内，也是争议很大。拜登的许多议案被卡或者缩减，就是因为进步派与温和派争执不下。在这次波士顿市选中与吴弭竞争的民主党候选人埃塞比·乔治就说：“米歇尔（吴弭的英文名）日复一日地谈论不切实际的东西。”乔治虽然是民主党内的温和派，但在选举中，她的政纲更像是这种城市的保守派代言人。但是，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共和党右翼，是把吴弭代表的进步左派立场视为“洪水猛兽”。

但是，对吴弭批判最激烈的，还是来自华人社区。他们认为，吴弭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很激进，其主张恢复租金控制、削减警察的权力、建立免费的公共交通系统等等，更是与“黑命贵”一个鼻孔出气，对已经大部分进入中产阶级、并迈入上层中产阶级的华裔社群相当不利。但是，波士顿投票的结果显示，吴弭用“影响深远的提议”确实吸引了众多年轻的进步人士，其中包括大部分华裔二代。

这就向第一代的华裔家庭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在大部分自称保守派的华裔家庭，家长们抱怨最多的是，除了“喜欢钱“这个大概率的共识之外（也有少数例外，对家长的有钱呲之以鼻），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事务或者涉及社会价值观的问题上，孩子们都与家长们意见不一致，或者说孩子们立场”很左“，“很吴弭”，“很关慧贞”。也因为如此，诸如民主党、绿党这样的左翼政党中，不乏有华裔年轻人的脸孔。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华二代、尤其是年轻人向左倾的现象？这是华人社区值得关注并应该探索的课题。我在此提一些初步的看法。

首先，这当然与北美公立教育系统的左倾化有关，比如对同性恋、跨性别的认同、赞同大麻合法化、持有少量毒品非刑事化等等。孩子们从学前班到整个十二年级教育，左倾政治正确占据了主导地位。也因为如此，华裔家长们在教育政策上与公立学校系统出现了很多摩擦。

其次，当然是社会大氛围的影响。华人喜欢集中居住在大城市，而大城市的社会氛围也在大幅度左倾，以至于在选举中，保守党政党在城镇区节节败退。这种社会氛围，对孩子们的影响殊为重要。

第三，代沟和叛逆的影响。华裔家长在家庭教育上，观念和方法与北美社会有很多悖逆的地方，“家长说了算”的情况严重，以至于遭遇青春期孩子们的强力反弹与叛逆。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华裔家长根本没有基本的北美人权观念，也因为语言障碍与主流社会脱节，以至于在家庭中，对各方面事务的“评论”，都与北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背道而驰，造成孩子们的困惑、质疑和否定。华二代与家长们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隔阂与差距愈发“遥远”。家长们自诩为传统保守，孩子们一定取相反的方向，形成了所谓的“代沟”。

然而，除了上述三个原因之外，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还是在种族问题的认知之上。孩子们在寻找自己身份定位的时候，觉得左翼甚至极左翼的政治立场认同，可以帮助他们走出自小纠缠他们很久的“种族困惑”，很舒适简单地在非华裔族群、白人年轻人群体中，找到“同温层”的共识。以这次疫情时代来看，华裔二代在面临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挑战时，发现父母一代所支持的保守主义价值观，非但没有体现在家长们自己的行为之上，也并没有让他们在学校和社会上获得平等的尊重，特朗普执政时期鼓吹的“中国病毒”、”功夫病毒“之类的东西，更加激发了白人至上主义和仇恨亚裔甚至暴力攻击亚裔的风潮。而进步左翼揭橥的”种族歧视零容忍“、”绝对的人权平等“等理念，反而可以帮助亚裔、尤其是华人突破种族和肤色的限制，找到”主流的政治定位“的认同感，在身份政治的时代，走出亚裔的族裔限制，获得非亚裔同路人的携手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