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政府和示威者为何不能妥协？

当绵延四十公里长的“自由”大卡车车队将渥太华国会山庄围起来的时候，这已经不是打破车队抗议的吉斯尼纪录那样简单，而是加拿大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件前所未有的政治行动，而其矛头显然对准了特鲁多联邦政府的强制疫苗和疫苗卡政策。

当然，任何一个大型的和平抗议活动，到达一定规模的时候，一定有各色人等、各种组织进来夹带私货，借此宣泄情绪，伸张自己的主张，表达这个群体的愤怒。不得不承认的是，目前这个庞大的抗议车队已经不是从温哥华出发的时候那么单纯，当时的目标是呼吁联邦政府取消过境大卡车司机必须要接种疫苗的强制措施，对不打疫苗的司机网开一面。

如今，这个抗议的目标大幅度扩大，演变成要求彻底取消强制性疫苗注射的诉求，给每一个人自由选择的机会，并不应该因着不同选择而遭到失业或者无法进入某些公共场所而受到惩罚。其中激进的一种主张是“推翻政府”，建立临时委员会来接管政府管理。

我断言，加拿大不是美国，断然不会出现抗议者采用暴力行为占领国会大厦；加拿大也不是哈萨克斯坦，在面对暴乱的时候，需要邻国的强兵出来平息。虽然总理特鲁多发出了“示威可能转化为暴乱”的担忧，而警方也早就严阵以待，防止首都有任何的不测，但流血镇压的局面不会出现。

在这场政治对峙的过程中，抗议者和政府都出现了某种偏差，导致政治宣示大过谈判妥协，以至于双方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再加上美国也采取了过边境的卡车司机必须完全接种（两针）的政策，使妥协变得更为困难。

总理特鲁多故意不关注大卡车司机在出发前的诉求，而将媒体和舆论的注意力引向车队过了亚省之后队伍复杂化产生的问题，将潜在性危机的忧虑引向“针对国会的暴力抗议”的方向，削弱社会对自由行动的同情和支持，让政府的不妥协有了“道德”基础，避开了从人权和宪法角度去回应少数群体的“不打疫苗”诉求。这种将抗议者的诉求“妖魔化”的动作，与非民主国家政府的行动模式几乎没有差别，从而可能陷入用多数的优势来压制少数人权力的陷阱，走到“多数专政”的歧路上去。

对抗议的卡车司机来说，他们是少数，因为九成的大卡车司机已经打过疫苗，故而不存在过境受阻拦的问题。但不管他们不打疫苗的原因为何，这个少数的比例与社会上不打疫苗的人数比例没有什么不同，因此这也是正常的比例。但是，他们的诉求有合理之处：一是在疫情中许多家庭陷入经济困境，大卡车司机需要工作收入来养家糊口，同时也避免接受政府援助而增加国家债务负担；二，更为重要的是，在供应链失调、通货膨胀快速进行的今天，大卡车司机承担的物流工作，对疫情中的民生至关重要。如果这一万五千个不打疫苗的大卡车司机不工作，加拿大的货物供应将出现巨大的危机。因此，如何在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的情况下，给不打疫苗的大卡车司机“网开一面”，是政府和社会都需要思考的大问题。

而对处于少数地位的大卡车司机和其支持群众来说，也有几个很大的挑战需要面对。从温哥华开始的诉求到了渥太华，就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否是因为拿到八百万的捐款，就要代理各种支持者的诉求？以至于推翻现有的联邦政府也出现在口号之中，而这种想要通过非民主选举手段改变政府的诉求，已经踩到了违反宪法的红线，也完全淹没了“尊重少数选择权力”的正确诉求。

此外，反对强制疫苗令并不等于少数人有权漠视多数人要求遵守当局公共卫生指引的立场。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加拿大人赞同政府让不打疫苗的人失业或者接受征税惩罚。虽然这样的民调有误导的成分，但也反映出很多民众对不打疫苗者的不满，这并非是政府制造出来的民意，而是反映了已经施打疫苗的大多数人的心态。抗议者在捍卫自己宪法权力的时候，也必须将大多数人的立场纳入思考，这样才能避免政府“曲意”解释大部分人的立场，制定出违反少数人人权自由的错误决策。这就是说，少数人在反对政府推动“多数人专政”的同时，也不能搞少数人“逆向歧视”。为此，政府有责任平衡少数人权利和多数人需求的关系。

但是，大卡车司机在渥太华的“历史性示威”和政府的“草率、傲慢决策”，正在让加拿大的社会和谐流失，而趋向于美国式的“终极对峙”，让国家陷入分裂的危机。而在这样的大形势下，亚裔、尤其是华人，会处于非常脆弱的处境之中。

我是打过加强针的公民，但我也支持选择不打疫苗者的基本权利。我们打针的人要付出尚不知道的“未来副作用”；而选择不打针的人要准备付出遵守政府公共卫生安全指引的“代价”，比如不能上餐厅，不能进电影院，不能观赏体育赛事，等等。我们这个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就是尊重少数人选择的自由，无论政府总理还是其他组织，都不应该剥夺少数人的选择权，这是加拿大社会进步的一个经常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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