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上演“双城记”

温哥华住房危机濒临失控边缘

相信多数中国大陆移民对于北美生活的初印象，是来源于《中国餐馆》，《北京人在纽约》和《别了，温哥华》等上世纪末曾轰动一时的经典电视剧，尤其是当中的台词段子诸如“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温哥华，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那就送他去温哥华，因为那里是地狱”为不少国人希望前往北美闯荡的好奇驱动力，更是对移民后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幻想。

然而任何好梦都有梦醒时分，正可谓是君子小人，一念思量；天堂地狱，一墙之隔。经过百年未遇的疫情和经济危机冲击，温哥华天堂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过客，如今则是深不可测的地狱，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高房价高租金。

自2020年3月疫情开始在加拿大蔓延以来，全国平均房价已上涨接近40%，超过 80万加元，个人房屋负担能力也已跌至1990年来最低点，三分之一有工作的成年人没有自己的住房，四分之三的工薪家庭买不起房，在七国集团中，加拿大家庭月收入与房价租金之比的飙升幅度远远超过任何国家，月薪将近60%甚至更高需要用来还房贷和交租金。

而温哥华的情况则更为严重，仅以大温地产局公布的数据为例，十年前温东独立屋价格在70万上下，现在全温哥华找不到低于200万加元的独立屋，公寓在十年前花30万还可以买到老式一室一厅，如今这个价码已猛涨至60万加元。至于租金，如果十年前温哥华还能找到400加元一个月的分租单间，现在1200至1500一个月都算便宜了，更何况住宿条件和周围便捷程度也是难以启齿。

最让人震惊的是，另据大温区域局住房委员会的调查可知，全大温无家可归者以温哥华市人数最多，达到4000至5000人，当中甚至有20%的人属于在职人士，他们有着看似体面的工作，却因疫情后交不起租金而被迫每天露宿街头，或在公园搭帐篷为生。

华人社区也不是人人有房，虽说在热门中文社交软件小红书动不动可以刷到各种房东协会烧烤聚餐和远足活动，以及有意无意地炫富，搞得不了解情况的吃瓜群众误以为温哥华华人人手一套房。但残酷的现实却是在温东唐人街一带，有相当一部分华人长者和中餐馆打工人员就没有住房，有人只能蜗居破旧旅馆单间，仅够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需要共用公共卫生间和厨房，如果再遇上旅馆改建或拆迁，他们同样无家可归。只不过他们不掌握话语权，也不像其他西人租客一样懂得成立租客协会维权，而是忍气吞声，导致他们的声音渐渐被遗忘。

其实自2017年卑诗省选以来，联邦，省和温哥华三级政府全是左翼政府执政，特鲁多总理颁布过国家住房战略计划（National Housing Strategy），号称十年投资400亿加元，温哥华在罗品信市长末期也搞过十年住房战略计划，要修建7.2万套新房，等到甘乃迪市长时代又加码至十年8.5万套，并声称是超额完成，卑诗新民主党省府则是十年11.4万套可负担住房，还有外国买家税和投机税等税收调节措施。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三级政府都不想真正解决温哥华住房难，而是继续依靠所谓土地财政来给经济数据和预算案撑门面。

早先智库机构城市发展研究所（Urban Development Institute）就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卑诗地产行业创造的经济效益占全省GDP的15%至20%，每年平均为300亿加元，当中温哥华是主要财神爷，更别说还与25万省民的就业息息相关。2013年自由党省府为平衡预算，就曾以8亿价格将温哥华本拿比交界处一块公有土地卖给开发商，如果不卖的话，完全可以用来修建廉租房。新民主党省府虽然没有类似卖地的行为，但为了稳GDP和稳就业，也不敢过度打压房市，只能靠税收加减法来做表面文章。

此外对于政府宣传所谓的温哥华新增可负担住房单位，据笔者所知，伊丽莎白女王公园附近的一室可负担单位月租金在1600至1800加元，与市场价差别不大，请问这有何区别。真正的可负担房屋应为合作社住房或廉租房，但前者能住上的全靠父辈提前占位，比如七十年代智利亲苏联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后，左翼人士有一部分流亡至加拿大，由联邦老特鲁多政府与卑诗巴雷特左翼省府及温哥华欧文左翼市府合作，在京士威区为这些智利左翼难民修建合作社房屋，每月只需交极低的租金。如今这些落地生根的难民二代和三代还在此处居住，可以说是父辈的牺牲换来的稳定住房。

廉租房申请则需要排队和抽签，一位带着特殊儿童的温哥华资深教育工作者，与丈夫为了申请廉租房，整整等待五年以上才申请成功一室一厅，这里面历经的辛酸和艰辛可想而知。

政府乱作为鼓励吸毒竟成潮流

一方面是政府不愿意真正花大力气让温哥华寒士居者有其屋尽欢颜，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变相鼓励吸毒。先有温哥华市议会提议允许市民个人可合法持有十五种毒品，包括鸦片类药物2克，可卡因3克，冰毒1.5克，吗啡7.5克，处方兴奋剂500毫克，摇头丸2克和迷奸药5克，紧接着联邦卫生部直接给予卑诗省三年豁免期，允许省民个人可以持有毒品不超过2.5克。按照卑诗省精神健康与毒瘾厅长马康森（Sheila Malcolmson）的官方说法，不少毒品使用者在滥药危机中孤独死亡，而去罪化后警察可专注于破获真正的罪案，毒品则交给医疗保健系统负责照顾和治疗。

但是这位厅长女士没说的是，新民主党省府上台伊始就推行所谓的治疗代替惩罚解决滥药危机模式，拨款累计达到破纪录的5亿加元，可即便如此，过去五年来仍有9400人死于滥药危机，其中主要集中在温哥华，这恰恰证明了新民主党在处理滥药危机问题上的失败，甚至毫不客气地说，越是治疗为主，死亡人数就越多，因为这无异于是为吸毒者变相加油打气。

当然笔者也不否认，位于温哥华市中心东端的监管毒品注射屋就是治疗模式的一个范例，自2003年开始运作至今，由专业护士一共监督了超过200万次微量注射服务，阻止超过1500次过量意外，日均服务600至800人次，这和东亚大国在建国初期对于部分旧社会文艺工作者适当提供少量鸦片，在护士监督下服用也是异曲同工。

可是从来自美国的医学研究成果可知，毒品的本质就是上瘾，而且只会慢慢诱发上瘾者寻求毒性更大的毒品，即使是已经合法化的大麻，经常吸食大麻者与未来消费摇头丸等毒品者有六倍的增长关系，科罗拉多州大麻合法化之后，硬性毒品的摄入率增长了34%，其中有35%的患者需要住院治疗，症状包括严重嗜睡，急性肾衰竭和死亡，因此最好的办法唯有强制戒毒。

目前在温哥华，据笔者掌握的信息，强制戒毒疗程费用在1.5万加元至7.5万加元不等，显然不是一般家庭可以支撑得起，以至于有的患者只能通过医疗旅行的方式，前往古巴戒毒，不仅价格便宜，而且加拿大古巴体制不同，古巴采取的全封闭半军事化方式疗效也超过加拿大，无疑是莫大的讽刺。也就是说加拿大政客宁可鼓励合法持有毒品，宁可推广注射屋，也不愿意修建可负担戒毒所治本，草菅人命不过与此。

在笔者眼中，解决毒品问题唯有推广强制戒毒模式，同理解决住房问题治本办法也唯有去卑诗内陆买地修廉租房，规定租金不超过月收入的三成，且可以先租后买，然后取消卑诗西雅图高铁计划，改为高铁通往内陆，并在内陆新建学校和托儿所等设施。只有这样工薪阶层才有房可住，温哥华房市就由买得起房的接盘，不影响市场规律，同时也能根治内陆人口老龄化危机和振兴内陆经济，是一举多得。但问题是，建制派政客只想着短期选票利益，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仕途和长远利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