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支持尹大卫做省长？

没有犹豫，当尹大卫在贺谨省长因为身体原因宣布辞去省长位子后，就出马角逐省长一职征询我的意见时，我明确表示百分之两百支持他的决定。这不是因为我是他朋友的关系，而是因为我看到在当今的新民主党政府中，他是最有条件和能力来继续贺谨省长留下的治理政绩，将卑诗省带上一个新的台阶的领袖。

而且，如果他成为省长，卑诗省的政治不但实现了“世代交替”，也会给卑诗省的政治生态带来崭新的冲击。显然，卑诗省新民主党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不少重量级的厅长，被新闻媒体点名可以出马竞争的省长，都纷纷表态不参选，至少在内阁中形成了“一枝独秀、众望所归”的局面。

我和加拿大华裔百人会同仁应邀出席尹大卫宣布角逐省长的内部发布会时，亲眼看到一众厅长们对尹大卫的支持，其中包括本来被视为尹大卫主要竞争对手的就业、经济复苏及创新厅长柯议伦（Ravi Kahlon），他如今是尹大卫省长竞选的共同主席，坚定的支持者。可见，包括省长贺谨在内，对尹大卫角逐省长，已经有了共识。

尹大卫的宣布角逐演讲，绝对不是政客老套的一些话，而是朴实、简洁、焦点集中的政治心声告白，却又不失幽默，让人耳目一新。事实上，他在贺谨政府内是“啃硬骨头”的厅长，以解决问题著称。在一系列具体的事务上，包括与原住民和解、赌场洗钱调查报告、解决ICBI汽车保费困境、推动反歧视数据立法、增加政府建造房屋的供应量等等，都做出了卑诗省民众有目共睹的政绩，以至于他的民调支持度相当高。

问题是，华人社区一些朋友和一些自媒体，就二零一五年尹大卫在华裔炒房问题上的一些不当言论，对他产生了偏见，即使尹大卫在这个问题上多次道歉，也没有获得谅解，再加上在野省自由党揪住尹大卫当年的事情，一直将其塑造成“反华人”的政客，从而让这种偏见变本加厉。其实，那些朋友对尹大卫的认识，都是相当“虚幻的”，而只要直接接触过尹大卫，就会很轻易打破偏见，看到尹大卫作为一个维权律师出身的新型政治人物的光彩点。

就我而言，在二零一五年，我是尹大卫不当言论的坚决批评者（可以参阅我的评论集《政见》），但他主动来编辑室跟我和同事沟通，并做出道歉后，我对他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在随后多年的于公于私的交往中，随着我对他的认识加深，我更加钦佩他对公正公义的执着追求，对弱势群体的仗义帮助，对政策执行的专业态度，对别人意见聆听的诚意，这些都是如今不少政治人物“稀缺”或者“忘却”的特征。

对华人和华人社群而言，我也只想以我的亲身感受来叙述。在我出版的省选评论集和百人会出版的《出路》报告中，他两次写序，前者详细叙述我跟他“不打不成交”的交往经历，以至于见多识广、曾任温市议员、中侨互助会行政总裁、加拿大移民博物馆主席的陈志动感叹地说，“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关系，非常罕见”。

而在后者的序中，尹大卫对华人社区在疫情中与“两种病毒”（新冠和歧视）的斗争做出高度的评价。不仅如此，作为卑诗省重要的律政厅长和检察总长，也先后兼任房屋厅长等工作，尹大卫坚持定期与华裔百人会智库进行早餐会和其他闭门会议，仔细聆听我们各界精英的政策建议，这在卑诗省应该也是“罕见的”现象。不仅如此，为了更深了解华人文化和社群，他努力学习中文，在百人会多次举办的新书发布会、政策论坛上用小段中文致辞，引发参加者的惊呼。尹大卫太太告诉我，为了专研中文，他有时候学习到深夜和凌晨。

就拿华人炒房的事件来说，尹大卫推动的洗钱听证报告的结论，也还了华人一个清白。我也常常跟自由党的朋友说，你们咬着尹大卫2015年的言论大做文章，其实是证明了尹大卫知错即改、不再重复犯错的可贵政治品格。理由很简单，他在政府位置上凡五年多，也担任房屋厅长，反对党却找不出任何差错，只能炒作2015年他在在野党时的言论冷饭，这不是从另外一方面肯定了他的政绩吗？

因此，我劝告那些捕风作影妖魔化尹大卫、煽动华人对尹大卫不满的朋友罢手，这种作为，跟那些捕风作影、对华人抹红抹黑的种族歧视分子又有什么区别？这不是说，尹大卫不可以批评，他如果成为省长，更要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但批评者应该实事求是来批评，而不是随意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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