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世界大流行已经数月，以感染迅猛、死亡率、后遗症重等令全球变色、经济停顿、并大幅度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习惯，也影响到社会心理与观念。
对华裔而言，最明显的一点是由于族裔身份而腹背受敌。因为COVID-19首先从中国被报导发现，部分海外华人的内心便有了“原罪”的阴影。随着疫情发作，某些政客作祟，蛊惑部分不明真相的其他族裔的群众，许多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对华裔的歧视。在北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故意以“Chinese Virus”等倾向性明显的名称来错误地称呼COVID-19作为与中国政治较量的手段；加拿大的一些势力亦步亦趋，曾在英文主流媒体大肆攻击海外华人，影射海外华人为第五纵队，社会上发生一些针对华裔/亚裔的歧视现象。在大温哥华地区的列治文市，这个华裔高达全市人口52.5%、被戏称为“飞地”的城市里，华裔/亚裔被歧视的现象仍不鲜见。
从19世纪淘金热华人移民北美至今，两百年间，华人淘金、挖矿、修铁路、经商、为农、入伍，为了摆脱被歧视、争取合法权益，泣血奋战，终于在1960年代取得了至少在表面上与白人相类的社会地位。两岸三地的华裔移民也陆续允许进入北美。
随着新移民的加入，华裔社区中说粤语、英文的现象逐渐在改变。如今，普通话在华裔社区占了主导。华裔的身份认同亦发生很大变化。早期老侨主要来自广东省，身份认同相对简单——认可中国，即使延续到土生的三四代，不懂中文，生活方式完全西化，仍对中国、中国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1970年代后，不同来源的华的数量显著增加后，华裔社区的身份认同发生分裂，且随着政治的变化而变化。最典型的，2019年3月“香港返送中”爆发以来，来自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华裔移民产生了一定分裂，各自的身份认同及对两地关系的看法有了显著区别。而大流行以来，中国大陆的移民又发生多元分化。如，针对方方日记是否出英文版，两个立场鲜明的阵营互打嘴仗。以至于普遍认为，“三观一致”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超过血缘、家庭。
海外华裔的“三观一致”可与身份认同划等号。让孩子学中文是为了将来做生意方便还是想把根留住，是无脑黑还是无脑红，是认为海外的月亮更圆还是“背井离乡”，不同的观念背后的是彼此大相径庭的身份认同。移民的身份认同相当复杂，百花齐放是正常状态。但是，切忌走极端。疫情期间，两类极端较为突出。
一类是“探春型。”有的一代移民立志要做纯粹的加拿大/美国人，与祖籍国完全隔断关系，不仅是思想感情上完全剥离，连“华裔”、“亚裔”、“海外华人”这样客观的“标签”也试图不承认。当新闻中污蔑“海外华人”时，他们不是声讨新闻，而是声讨抗议的其他海外华人，说抗议者玻璃心，“我就是加拿大人，干嘛要承认自己是海外华人呢？”问题一，海外华人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称呼。加拿大华裔属于海外华人的一部分，这是客观事实。问题二，加拿大或美国在选举等许多情况下在统计族裔。除非在统计时，不选择华裔，否则很难不承认自己是华裔。这种心态与《红楼梦》中探春的类似。探春是赵姨娘所生的庶出小姐，在封建家族中地位不如嫡出的高。为了掩盖不如意的出身，探春与赵姨娘时刻有意划清界限，连赵姨娘的兄弟都不肯被她认作舅舅。貌似心高气傲，实则以自傲掩盖自卑。
“你读过的每一本书、走过的每一步路都融化在你的生命中。”融在血液中的文化、族裔、基因是客观事实。全球化、多元化的时代，自己能正确看待即可。放下得解脱。
另一类是“扶弟魔”型。电视剧中这类结婚多年仍凡事回护娘家、忍气吞声也要听从父母指令、偷偷拿着家里的钱支援弟弟的“扶弟魔”角色很多，而且演一个火一个，说明有市场、有群众基础、有共鸣，可见不是少数案例。有的一代移民身在曹营心在汉，对加拿大/美国的事务不关心、不在意，入籍几十年了，连选票都没见过，却一颗红心时刻牵挂祖籍国，彼岸的风吹草动魂牵梦绕，满满赞扬，即使拧巴了自己的大脑，也不能说一个“不好”。遇到中加、中美有摩擦，他们一定会积极站队，且不分青红皂白。房子买了几所，还总觉得自己客居他乡，拿福利怕少，交税怕多，社会事务与自己无关，念叨着早晚要叶落归根。看起来是赤子之心，实则满脑子浆糊。
对这类人的忠告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在你所爱的地方生活，爱你所生活的地方。”
身份认同避免走极端，其他任何答案皆无所谓。即使认为来自火星，路过地球，只要不自卑、不自傲、愿意在新的国度扎根、关注当地、活在当下，抱定“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足矣。
后疫情时代，冷战可能重启，华裔的身份认同会直接影响到华社的安危。无论COVID-19何时结束，这份“调查问卷”早晚要提交，逃无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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