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除罪化”(Decriminalizing people who use drugs)这项做法最初由葡萄牙在2001年提出。它的意思并非说毒品合法,而是指持有规定数量之下非法药物的成年人不被拘捕或起诉,但是对于未成年人持有、使用和贩毒者仍要追究法律责任。
(图自 联合国)
葡萄牙1988年签署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本应严格遵守。但是,在上个世纪末,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导致人口仅一千万的葡萄牙的吸毒人数已经过百万,有人从儿童时期就开始吸食大麻。
雪上加霜的是,葡萄牙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了多种毒品的中转站,防不胜防。监狱里人满为患。由于禁毒需要花费大量资金,政府从财政角度难以承受。说白了,葡萄牙采取这一措施是无奈之举——使用者太多,禁不了、堵不住,国家不能再负担禁毒的花费。
葡萄牙政府尽管被迫采用“除罪化”,可是并没有彻底放弃对毒品吸食的管制。细究起来,比加拿大目前实施的除罪化管理严格多了,环节也丰富。
(图自 Narconon)
葡萄牙的除罪化框架下,吸毒仍然是违法,只是不入罪。成人被发现带有规定数量以下的毒品时,警察仍要抓,只是抓了不关监狱,而是送到CDT去处理。CDT由社工、法律、心理、医务人士等组成,对送来的持毒者要谈话、教育、送去戒毒等。
CDT有权对一些情节严重或者是三个月中“二进宫”者处以罚款等行政处分,最高罚款相当于葡萄牙一个月的平均工资的额度。其他处罚包括吊销毒品使用者专门行业的执照(如医生、出租车司机)、禁止在夜间进入娱乐场所、禁止出国旅行、停止领取国家补贴和福利、撤销持枪资格、定期要去CDT报告生活近况、禁止从事义工等等。
(图自 华尔街日报)
加强宣传教育。从家庭到学校,从民间机构到政府机关,包括军队等,宣传渗透到各个角落,告诉民众吸毒的危害、提倡戒毒。同时提供各种戒毒所、康复所,鼓励私人诊所接受戒毒、康复,政府报销费用。
“戒瘾治疗的主轴,是以人为出发点,医师、护理师、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心理师、社工师横跨医疗、心理、社会救济的专业人士组成团队,视个案的问题种类,给予不同面向的处遇方法。”
鼓励企业雇佣、培训戒毒人员,帮助他们重新回到社会就业。政府给与企业多方面经济补贴,增强企业接纳戒毒人员的动力。政府还给戒断者低息贷款,以帮助他们创业。
(图自 Human Rights Watch)
概而言之,葡萄牙的“除罪化”是一条龙服务——从宣传预防入手,又兼顾毒品使用者的自尊心,采用鼓励和胁迫的手段令毒品使用者戒毒,帮助他们重新回到社会。毒品使用者无被社会排斥之忧,更不用担心戒毒康复费用,创业或者复工还有政府资助。这样的安排设计,可谓理想化。
然而,尽管葡萄牙的措施比起加拿大简陋、单一的方法已经算非常完美,却仍是百密一疏——起初效果还算不错,吸毒者勇于接受治疗,监狱爆满的情况得以缓解,通过针头传播的艾滋病、B/C型肝炎被有效遏制,可是实施十多年后,出现大逆转。
(图自 Tripadvisor)
以2001年的刚推行除罪化的数据对比,2016/17年全国调查显示,毒品使用者增长49%;中度-强烈成瘾者的涨幅提高了71%,意即,除罪化提高了毒品使用者的人数,而且造成更多人依赖成瘾。葡萄牙也摇身一变,成为欧洲的毒品旅游目的地,许多外国人来葡萄牙就是为了合法使用毒品。
更令人不安的是,本国青少年吸毒成瘾的数量暴增30%。何故?尽管葡萄牙对毒品使用者有各种行政处罚,可是仍然不足以对好奇毒品的人、特别是青少年产生威慑,令他们感觉吸毒“不是事儿”。对于千禧年后出生的新一代,他们不知道曾经对毒品的严格管理;从他们开始记事以来的松散的毒品管制,使得他们对毒品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社会上之前建立起来的对于毒品的防线,在他们头脑中被削弱、甚至破坏。而那些曾经见识过严格管理的成年人,则在除罪化的鼓励下,增强了使用毒品的勇气。因此,在“选择自由”、“反抗常规”、“流行时尚”等等观念的诱惑下,葡萄牙人,尤其是未成年人中出现了大量的毒品使用者。
(图自 The Independent)
不仅如此,根据一份欧洲2011年的统计,除罪化后,葡萄牙因药物过量致死增长了150%。因为除罪化后,毒品使用者增加了,成瘾度增加,使用频率增加等等——这些皆为药物过量致死的促因。在毒品致死方面,毒品的纯度只是原因之一,单次使用过量或累计使用过多也能促使死亡。就像烟瘾、酒瘾一样,随着成瘾度增加,使用量、使用频率也会增加,或者为了增强效果而混用,都加剧了死亡速度。
同一份统计报告还显示,实行除罪化后,葡萄牙比照欧盟其他国家,国内凶杀案增长了25%。因为除罪化后,非法毒品市场的交易随之增加,由此引发的暴力犯罪事件增加。一方面是贩毒者之间的市场争夺,另外也有使用者为了购买毒品而铤而走险。这也是为何大多数民众提到毒品就想到犯罪。毒品与犯罪有着天然的联系,而非刻板印象。
葡萄牙里斯本街头。(图自 CBC)
由于使用者的高强度依赖性和成瘾后行为能力极具下降,使得毒品市场是绝对的卖方市场。唯一有能力与供应商议价的是政府。而当政府通过“合法”渠道提供“价格适度”或者免费的毒品时,虽然有利于使用者不再任由供货商“宰割”,能够“安全”地使用毒品,但同时也鼓励了更多的人去尝试使用毒品,从而造成了各方面的恶性循环。
比如乌拉圭,作为第一个大麻合法化的国家,2018年第一季度的凶杀案中,59%是由于毒贩争夺市场所致,为2012年同期的2倍。
(图自 Houston Criminal Defence Attorneys)
最近加拿大卑诗省列治文市议会关于SCS(俗称安全注射屋)的议案讨论引发全加热议。必须强调的是,是否建立“安全注射屋”、是否支持毒品除罪化,不是文化或者族裔冲突,不是“爱与不爱”毒品使用者的感情问题,不是如何对待弱势群体的道德取向,而是基于科学判断的差异。如同市议会讨论时,区泽光议员举的例子——对于落水者,是赶紧想办法救上来,还是扔下去一个救生圈任由其挣扎?
从今年起,连续三年是BC省选、联邦大选、BC各市市选。衷心希望各党派、各党领、各候选人,能在毒品问题上认真做做功课,查查资料,制定出真正有利于使用者康复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政纲。
错了不怕,知错要改。倘若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意孤行,将会对国家和社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