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給了章士釗兩萬大洋

我父親到了香港以後，章士釗親自來香港勸我父親回去，我父親沒有答應。其實他回去是沒有用的，財産已經沒收了，要他和他的門徒學生們做生意，我父親能接受嗎？絕對不可能。章士釗的身份特殊，他不是做生意的，是個政治家，而且他和毛主席是同鄉、師生關系，有毛主席的關系做後臺。他在我們家很受尊重，我們都尊稱他為章行老，或者行老，這個親近的關系一直維持到我們這一代、行老去世。

當年我父親借給行老兩萬大洋的事情，我們家里人一直都不知道，直到八十年代我回上海，見到杜公館的老賬房黃國棟，是他親口告訴我的這件事，他應該是聽他父親或者最早的賬房先生說的，因爲他父親黃文祥是杜家的賬房，他父親去世後，黃國棟擔任杜家賬房先生。

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舊上海的幫會》，是我父親的得意學生朱學范題寫的書名。書中有“杜門話舊”一文，由黃國棟口述，羅醴泉整理。里面講到：“我在24歲那年到杜月笙家任總帳房，距今已有幾十年。我所以能夠進杜家去，是由于我父親的關系。我父親叫黃文祥，是水果行出身。1931年杜家祠堂落成後，上海各界頭面人物都去祝賀。我父親也去了，見到了杜月笙，後來杜讓我父親一星期以後去杜公館，有事商量。我父親去了以後，就讓原來管賬的楊漁笙把賬房的鑰匙交給了我父親，讓我父親立即做杜家的賬房。後來父親中風去世後，就讓我接任我父親的工作作賬房，一直到解放前。”

我那次見到黃國棟，當時他剛剛從西北下放勞改回到上海，他見到我後，老淚縱橫，說沒想到我們這一輩子還能夠再見到面！黃國棟是從浦東老家來杜家的，他父親和他的弟弟黃國梁一直在杜家，我們就像家里人一樣，他下放勞改也是因爲杜家的原因。黃國棟父子都是杜公館的賬房，我父親和杜家所有重要的金錢往來，都是經過他們的手。當時的兩萬大洋是很大的一筆錢，章行老那個時候沒有那麼多的錢，跟我父親的關系很近，錢是我父親交代賬房經手給的章行老。當時，黃國棟與我談到這件事，是講到我父親以前花錢出手很大方，以及與共産黨的關系時，順便提到了早年章行老借錢的事。

我父親一直非常尊重章行老，他們的關系很好，我父親曉得行老自己不可能用這麼多錢，也許知道他可能會給誰。我父親有個脾氣，他借錢給別人、朋友，從來不問要干什麼，別人跟你借錢，一定有難處，不必多問。比方講，今天跟我父親借五百塊錢，我父親給你，但是我父親不愿意聽你這五百塊錢干什麼，做什麼是你的事情，我只把錢借給你好了。

我父親對章士釗有一種非常兩面的態度，他很尊敬章行老，但是曉得章行老是共産黨方面的。我父親的很多事情是通過章行老與共産黨聯絡的，章行老在重慶汪山時，跟周恩來見過面。章行老一家跟我父親、跟杜家在一起的時間很長，關系非常近。行老夫人殷德貞，在我們家的地位很高，我們都很尊重她。她也喜歡聽戲，跟孟小冬、我母親都很要好，反而跟二樓太太、三樓太太遠些。我有一張照片，孟小冬與殷德貞的合影，殷德貞坐在沙發上，孟小冬側坐在旁邊，可見章太太在杜家的地位是很高的。我二姐就一個兒子，叫金祖武，這個名字，就是通過章夫人請章行老起的。後來，章行老去世後，章夫人殷德貞把章行老經常使用的一個硯臺“孤桐用硯”，送給了我作紀念，這個硯臺現在還在我這里。因爲在抗戰時，我在汪山爲行老研磨習字，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