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傳言,做人要學杜月笙

上面我曾經談到我父親給章士釗、章行老兩萬大洋的事情,章行老與毛主席關系很不一般。我父親去世後,據說毛主席有過一個“有本事,沒脾氣”的說法,我認為這應該與章行老有關系。

現在是網絡時代,很多資訊是從網上得來的。比如網上的有些人和文章說:做官要學曾國藩,經商要學胡雪巖,做人要學杜月笙。所以,有人就把我父親曾經說過的話,當成格言警句,其中就有這麼一句話:頭等人,有本事,沒脾氣;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氣;末等人,沒本事,大脾氣。坊間有人說,在我父親去世後,毛主席曾經評價我父親說了六個字:有本事,沒脾氣。

杜月笙先生六十壽言集

網上的很多說法是要推敲的。到底毛主席有沒有說過這句話,很難考證。我父親應該說,與毛主席沒有過什麼直接來往,不像與蔣總統那樣有直接來往,或者與周總理通過親戚朋友的間接來往。如果說毛主席知道我父親、了解我父親,除了抗戰勝利後,我父親促成上海和解放區煤炭和糧食交換,得到毛主席周總理的肯定贊揚,毛主席了解我父親最大的可能是聽章士釗、章行老介紹的。因爲章行老和我父親是至交,也是毛主席的同鄉師生;而且行老與我父親、與毛主席的友誼,都持續了一生。我為認章行老在毛主席那里,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章士釗最了解我父親,與杜家的關系不一般

一是我父親借給章行老兩萬大洋的事,我在前面已經講到。我們都知道,早年毛主席籌款資助留法勤工儉學,但不一定清楚毛主席是從章行老那里拿到的錢,那章行老又是從哪里籌來的那筆錢呢?後來,杜家的老賬房黃國棟告訴我,當年我父親曾經給了章行老兩萬大洋。這兩萬大洋的來歷,章行老有沒有告訴毛主席,那就不知道了,至少我們家人都不知道。我父親一直非常尊重行老,曉得行老自己不可能用這麼多錢,但也不會過問。我父親看法是,別人求你幫忙,說明你在別人眼里還有價值可以用。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從自己稿費里面,每年取出兩千元錢,送給章行老,一直持續了十年,說是為了還當年那兩萬大洋。

章士钊撰写众人同祝寿言

另一件事,就是我父親到了香港以後,章行老親自來香港勸我父親回去,我在香港就見到過章行老兩次。新中國成立,臺灣、大陸都在來拉我父親,行老來找我父親,估計應該是毛主席、周總理派來的,我父親沒有回去,因爲我父親的最大顧慮,是對新政府槍斃葉焯山和馬祥生,追溯“四一二”工人領袖汪壽華被殺害的血案。後來,我父親收到毛主席和蔣總統的邀請信,與身邊的心腹商議,紹興師爺駱清華出了個“調包計”。我父親讓秘書胡敘五,擬定了分別給毛主席和蔣總統的信,兩封回信內容基本一致,信中寒暄地表示感謝,說自己舊病復發,哮喘不止,行動不便,難以成行,暫居香港,等等。最後,把信交給多次爲我父親傳遞書信的銀行家錢永銘,由他把兩封信的信箋調包,就是把寫給毛主席的信,放在給蔣總統的信封里,寫給蔣總統的信,放在毛主席的信封里,分別送出。毛主席和蔣總統收到信後,自然心領神會,知道我父親既不去臺灣,也不回大陸,暫居香港,選擇了中間道路,誰也不得罪。我父親一輩子都與國民黨、共産黨打交道,左右逢源,都不得罪。從此以後,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就都不再拉我父親了。

章士釗等壽言1

在我父親心目中和杜家里,章行老的地位很高,我父親與共産黨聯絡的一些事情是通過行老辦的。行老是民主人士,傾向于共產黨,與毛主席關系很好,我估計蔣總統也知道,所以行老在重慶時,國民政府并沒有給他安排住處,於是,我父親就邀請行老一家和我們一起住在汪山,大約有兩年多的時間,我們就像一家人。周總理來重慶時,也見了章行老。我到了重慶住在汪山,行老一家人住在樓上的一個臥房兼書房,我每天爲行老研磨,在行老指導下習字。行老建議我臨《麻姑山仙壇記》帖,行老對我寫的每一字都認真圈點,說已經做到“形似”,下一步是要做到“神似”。後來,行老去世後,章夫人把行老經常使用的一個硯臺“孤桐用硯”,送給了我作紀念,我在六十歲時,專門寫了說明,請香港著名金石家茅大容篆刻在硯臺上。

章士釗等壽言2

說到生日,在我父親六十大壽時,當時的政府高官和朋友送來了很多賀禮壽詞匾額,其中的章行老寫了特別的祝壽詞,對我父親極盡溢美之詞,說我父親在抗戰期間,“其此人不必在朝,亦不必在軍,一出一處,隱隱然天下重焉。------戰事初起,身處上海,而上海重;戰事中期,身處香港,則香港重;戰事末期,身處重慶,而重慶重。舍吾友杜月笙先生,將不知所為名之尋。”行老的頌詞顯然有夸大成分,但也說明,我父親在行老的心目中地位很高。這個壽詞,最早收字《杜月笙先生六十壽言集》中,在徐鑄成寫的我父親的傳記里也可以看到。

章行老的資歷和地位,受到海峽兩岸國民黨、共產黨高層的尊重。章老在解放前夕,代表李宗仁代總統赴北平和平談判,最後留在北平,參加新的人們政府。文革中,毛主席特別關照保護章行老,不受沖擊。1973年,行老已經九十多高齡了,周總理派了專機送行老到香港,最後一次為兩岸牽線搭橋,很遺憾行老在香港病逝。那一次,行老還來我家里,看到我有很多書,就借了幾本,還給我寫了首詩,寫的是他跟我借書的事情,詩我找不到了,但我還記得其中兩句“假我二三冊,三冬似有余”。

就在我父親離開上海去香港之前,1949年初,我父親通過關系與共産黨聯絡,實現了國統區與解放區的首先通航通商,以煤炭換面粉,解決了雙方燃眉之急。後來周總理說“這次主張通航就是爲人民辦了一件有利的事”。

慕潛,杜維善先生的印章

總之,從章行老與我父親、與杜家的親密關系,再加上章行老與毛主席一生的友誼,如果毛主席對我父親有所了解的話,章行老一定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再加上在抗戰時期我父親以國家民族、民生為重,多次與共產黨合作。或許,毛主席聽到我父親去世的消息,向行老詢問我父親的情況時,我相信行老會給我父親說好話、贊美之詞,用我父親自己的評價人的準則,評價我父親:有本事,沒脾氣!所以,我認為,坊間流傳的這六個字,不大可能是毛主席講的,很大可能是章行老說的。

慕潜(杜维善)临麻姑碑帖 章士钊批改

但是,有一個國共雙方都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張學良少帥,他既與毛主席共產黨關系密切,也與我父親杜家的關系很近,他是如何評價我父親呢?我下面會講到少帥早年在上海與我父親的事情。

章士钊夫人殷德贞赠送杜维善行老常用的砚台以作留念。杜维善题跋并请香港著名金石家茅大容篆刻,图为“孤桐用砚”拓片

(選自《我的父親杜月笙暨杜府舊事:杜維善口述歷史》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0年8月全國上市,海外讀者在香港“文化閱讀購物平臺”(mybookone.com.hk)內地淘寶天貓購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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