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刀切豆腐兩面光：大陸台灣都不得罪的掉包計

上海解放前夕，許多上海的資本家，特別是大的工商實業銀行業資本家，大多數象我父親杜月笙一樣，暫居香港，腳踩兩隻船，靜觀時局的變化。我父親在上海經營多年，特別是在工商金融領域，勢力和影響力都不可低估。這些代表著中國金脈的上海、以至江浙工商金融巨子，暫避香港，都在看著我父親的舉動。臺灣和北京都在竭力爭取我父親和這些大的金融資本家，吸引江浙金脈。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時任第一任市長的陳毅，就公開致電旅港的上海士紳和金融工商領袖杜月笙、陳光甫、李馥生、宋漢章和錢永銘，情真意切地邀請他們回來，建設新上海，并派徐采丞親赴香港迎接他們的歸來。已經有一些人，準備響應北京新政府的號召，回到上海，建設新中國。

而在臺北的《中央日報》發表文章，指名道姓說我父親為“政治垃圾”、“經濟蠹蟲”，中國共產黨的統戰工作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已經決定回上海的老朋友、上海工商巨子王曉籟、劉鴻生，積極地做我父親的工作。我父親最為敬重的章士釗，也是李宗仁赴北平和談五位代表之一，和談結束後留在北平，受毛主席委派，親自到香港杜府，誠邀我父親回上海。

我父親有個很出名的做人準則：那就是做人做事都要“刀切豆腐兩面光”。我父親一輩子都與國民黨、共產黨打交道，左右逢源，即使到了香港，依然如此。

五十年代初马连良拜访杜月笙（中坐）合影，右起马连良、万墨林、钱培荣、徐懋棠、赵班斧、杜维善

到底是什麼原因，促使我父親最後放棄回上海的希望呢？很多的書里都講到新中國成立後黃金榮留在上海的處境，他寫下了長篇“懺悔書”，公開登報謝罪，在他自己一輩子創辦產業“上海大世界”前，每天清晨掃馬路的大幅照片，刊登在上海和香港的報紙上，這些信息對我父親的影響很大，我父親曾經說過，如果我回到上海是不是也會去掃馬路呀！其實，黃金榮的事，只是一方面的原因，真正對我父親產生極大影響的是共產黨槍斃葉焯山和馬祥生，那是追溯到“四一二”政變時，工人領袖汪壽華被殺害的血案。

我父親收到毛主席和蔣總統的邀請信，與身邊最信任的心腹們商議，最後紹興師爺駱清華出了個“調包計”，我父親認為很好！于是，我父親親自讓秘書胡敘五，擬定了分別給毛和蔣的信，兩封回信內容基本一致，信中寒暄地表示了感謝，用了最無可挑剔的理由：沉屙復發，哮喘不止，行動不便，難以成行，暫居香港。最後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交給多次為我父親傳遞書信的大銀行家錢永銘，由他把兩封信的信箋調包，就是把寫給毛主席的信，放在給蔣總統的信封里，反之亦然，然後分別送出。

為什麼選擇錢永銘呢？他是上海著名的金融家，我父親多年的摯交，也是有名的“酒鬼”，非常喜歡喝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由他來辦理，順理成章，萬一怪罪下來，也有個酒後誤事的藉口。收到信後，毛主席和蔣總統自然心領神會，知道我父親既不去臺灣，也不回大陸，暫居香港，選擇了中間道路，誰也不得罪，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後、也是最大一次體現了他的“刀切豆腐兩面光”的處世原則了。從此以後，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就都不在你爭我搶地拉我父親了。這個調包計，實際上是三全其美的妙計。

當然，這種事情當時肯定是不可以對外講的，所以，在胡敘五的書里，這個事情根本沒有提的！而且，這件事情如果露陷了，我父親還可以推說是我手下的人辦錯了，不是他的意思。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錢永銘喝醉酒，放錯了信封的說法。

錢永銘放錯信封的說法是我大姐杜美如講的。在上海世博會的時候，導演賈柯章拍了紀錄片，記述上海的一百位名人，就包括我父親，他們采訪了我的大姐，把她講我父親的故事記錄下來了。我大姐講到了我父親在香港分別給毛主席和蔣總統寫信的事，她說，在寫完信以後，我父親把信交給錢永銘，但是錢永銘喝醉酒了，把信裝錯信封送了出去。

我認為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跟錢永銘在上海、香港見過好多次，我父親把這麼重要的事情交給錢永銘，錢永銘是上海著名的銀行家，曾經當過近十年的復旦大學董事長，是個非常嚴謹的人，怎麼可能犯這麼簡單的錯誤呢？不過，有一條，錢永銘的確歡喜喝酒，也經常喝醉，他喝醉時我都看見過，周圍的朋友都知道他的這個特點。所以，就把信封放錯的這件事情推在錢永銘身上，讓錢永銘背這個所謂的黑鍋了！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當時不好把駱清華說出來，就是因為駱清華在紹興老家還有人，家里面的人還都在紹興，錢永銘的家里人都出來了，推在錢永銘身上，是為了避免給駱清華在紹興的家人帶來麻煩。當時我父親他們離開上海的時候，只是想到香港先暫時避一避，駱清華他們就跟著我父親一起出來了，家里人還留在老家紹興。

其實，抗戰以後，我父親就對政治失去了興趣，他看得很透。到了香港以後就更沒興趣，對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他看得很清楚，都不想接觸了。

我父親留在香港，可能是最好的選擇。對臺灣來說，大家對我父親的印象是積極募捐賑災抗日；對于大陸來講，我父親也曾多次幫助新四軍和共產黨，包括上海的地下黨，所以，新政府也沒有怎麼為難留在上海的杜家人，二樓太太和五哥、六哥當時都在上海。我父親臨終時，沒有更多的錢，給更多普通民眾留下一個印象是，我父親不是為了錢，這一生掙了、撒了多少錢，那怕是說販賣鴉片、開賭場賺來的，不管用什麼方法掙的錢，他都不在乎錢，不是僅僅是為了錢，而是大把地撒出去，幫助朋友，支持賑災，也募捐了無數賑災款和抗日款。相反，在臨終時，沒有多少錢留給後代，留下的那點錢與他所曾經花過的錢，簡直是不足掛齒。這說明我父親一輩子并不是為了錢，是為了朋友的義氣和民族的氣節。

我三哥就是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時被抓的杜維屏，後來和二哥杜維垣一樣到了美國，他們曾經計劃安排我父親和全家去美國，後來要辦與孟小冬的婚禮推遲了，加上我父親身體後來一直不好，就沒辦成。實際上，我父親也不會去美國的，他還是要住在香港，因為香港究竟還是中國的地方，人情味很重，他的故鄉故土的觀念很強，他不愿意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