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與潘漢年的關系非常好，主要是因爲上海地下黨的事情。1937年10月，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希望我父親能夠支持中國共産黨的抗日力量，我父親當時擔任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主席，于是，後援會就向八路軍、新四軍將士捐贈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1000套，支持共産黨的抗日行爲。我父親還出資購買第一個介紹毛主席和延安紅色根據地的書籍《西行漫記》和左翼進步書籍《魯迅全集》，燙上“杜月笙贈”的金字送給租界內的各大圖書館，支持抗日宣傳。
關于《西行漫記》的出版，我後來看到《世紀》雜志1994年1期，署名陳夢熊寫的“杜月笙與《西行漫記》”一文，專門講到了這本書第一次在上海出版中文版時，我父親資助的事情。按照這篇文章的記述，1938年2月，《西行漫記》的中譯本是由胡愈之主持的上海“復社”印刷發行的。當時，爲了出版這本第一次詳細介紹解放區延安的書籍，胡愈之與上海的地下黨聯絡，組織了包括胡愈之自己在內的11位專家學者，加班加點，在一周之內，把這本書從英文翻譯成中文。爲了籌措印刷經費，當時動員了很多進步人士和圖書館預定，但是仍然達不到開印的數量，所以，資金不足、無法印刷。就在這個緊要關頭，我父親通過他熟悉的上海地下黨員，得知了這個消息。當時，正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我父親也非常想了解遠在延安的共産黨人的情況，就主動提出訂購500本《西行漫記》，于是，這本書很快就成功地印刷發行了。這本書在當時的“孤島”上海發行，對國統區，以及海外人士進一步了解真實的延安和共産黨有很大的幫助。我父親還把一些《西行漫記》書籍，蓋上他名字的印章，送給了一些圖書館，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陳夢熊的這批掌故筆記就記載了這件事情。
在杜家還有一位非常特別的座上賓，楊度，楊皙子。說他特別，是因爲他是孫中山與黃興認識的介紹人，袁世凱復辟時“籌安會”理事長，擔任多個北洋軍閥的高級幕僚長，最重要的是他後來棄暗投明，秘密加入共産黨，他還積極營救李大釗、邵飄萍、林白水，在上海加入“自由大同盟”和“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等左翼社會團體，長期協助共産黨地下黨負責人潘漢年工作。
我父親自幼讀書甚少，向來敬重讀書人，一直資助楊度，保持與楊的密切往來。1931年，杜家祠堂落成的時候，盛情邀請楊度擔任祠堂典禮文書處主任，主管典禮過程中一切繁縟的筆墨文書、禮儀程序等事宜。花甲之年的楊度傾力相助，親自撰寫了《杜氏家祠記》，幷請鄭孝胥題寫，作爲倆人合作送給我父親的隆重賀禮，儀式後不久，勞累過度的楊度，舊病復發，在上海過世。楊度多次當面規勸我父親，不要再爲國民黨蔣介石賣命，我覺得楊度的勸誡，我父親應該有所認識。
我父親還收了一個特別的徒弟金山，我父親對這個從東北來的徒弟的身份與使命，絕不會一無所知。金山，早年到上海求學，1932年加入中國共産黨，主要從事戲劇電影創作，曾主演《夜半歌聲》、《狂歡之夜》等影片。抗戰爆發後，他率領救亡隊深入內地演出。抗戰勝利後，爲了聯系工商、金融、政界要人，金山獨自來到上海，與我父親取得聯系，結爲師徒，得到我父親的很多幫助。很多人認爲金山是我父親的“關山門徒弟”。在幫會中，“開山門徒弟”與“關山門徒弟”的地位最爲特別，通常被視爲最得意的門生。但是，我認爲金山可能只是一個普通學生弟子而已。我想，我父親應該知道金山是地下共産黨員，而且還不是一般的地下黨員，是地下黨中很重要的角色，我父親的與共産黨的一些事情也許是透過他來辦理的。
在抗戰和後來，我父親還與其他的地下黨員，都有過很多接觸。有些事情，外面不了解，比方講，在國共打仗到了最後的時候解放戰爭時期，上海江南快要解放了，我父親把一些地下工作者放走了。如果把這些人送給警備司令，那一定是被槍斃。我去上海的時候，聽統戰部的張承宗部長講了上海地下黨的事情，我父親救了很多人。張部長是上海的老地下黨員，他知道這些事情，幷親口跟我講的。
上海解放前夕，我父親在上海與地下黨來往更多了，除了章士釗、潘漢年，還有周恩來的親戚。黃國棟曾經告訴我，抗戰勝利到上海解放前，有一個特別神秘的人經常出入杜家，跟我父親來往很頻繁。在黃國棟的回憶文章里也講到了這件事，說我父親在重慶收了一個姓周的門徒，當時他用的是化名。回到了上海，我父親把這個門徒介紹給周祥生，在祥生汽車公司工作。平日周祥生來拜訪，我父親常常不見，但是這位姓周的先生來，立刻接見，幷且告訴賬房黃國棟和茶房徐濤生，只要周來，就讓他進去，不要阻攔。這件事，當時都覺得奇怪。後來，黃國棟在解放後的上海又見到這個神秘的周姓先生。黃國棟回憶說：解放初，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西藏路遇到了這位姓周的先生，他當時坐在小汽車里，看到我，就在西藏路邊停下，下來跟我握手交談，感謝我過去對他的照顧，幷說了他的原名叫周恩霔，是周恩來總理的堂弟。周恩霔解放以後，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1983年去世。另外，周恩霔也是京劇票友，喜愛京戲。
我父親與共産黨高層人士也有接觸。1949年初，由于戰爭影響，秦皇島解放區的煤炭困在港口，上海的許多輪船由于缺乏燃料而不能航行。當時的我父親是中國海事建設協會主任委員、全國面粉公會理事長。我父親就主動與共産黨聯絡，提出用上海面粉換煤炭的建議，2月13日，毛主席、周恩來回復電報，對我父親的建議表示贊賞和同意，電文說“恢復華北、上海間航運、以利生産之發展極爲必要”。當時的上海，國民黨嚴密控制，在共産黨的幫助下，實現了國統區與解放區的首先通航通商，以煤炭換面粉，解決了雙方的燃眉之急，後來周恩來肯定地說“這次主張通航就是爲人民辦了一件有利的事”。
（選自《我的父親杜月笙暨杜府舊事：杜維善口述歷史》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0年8月全國上市，海外讀者在香港“文化閱讀購物平臺”（mybookone.com.hk）內地淘寶天貓購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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