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改变了世界,也将改变加拿大华人社区。从广义来看,冷战结束之后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经此“一疫”或将放慢脚步,甚至会短暂出现“逆全球化”的暗流。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从文革后期濒临崩溃的经济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自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包括两岸三地在内的东亚经济圈的崛起,也使海外华人成为全球化的“重大受益者”,西方国家的华人社区尤其如此。他们作为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天然桥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左右逢源,让世界走向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人类史上最蔚为壮观的“人际交流时代”。

然而,新冠疫情的冲击,将海外华人拖入最为尴尬的境地,原有的优势,瞬间转为劣势,中国人的面孔,甚至成为“原罪”,“左右逢源”沦为“左右不是人”。最经典的例证是,在加拿大,华人被贴上了“中国病毒”传播者的标签,而受到了广泛的歧视,即使以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原则对祖国的自发援助,也被打上了受到中国政府指使的“标签”;而在中国,当疫情好转后,为防止来外输入感染,持有加拿大护照的海外华人,自然也被当成外国人拒之门外。这种情况,给海外华人的自我定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反思契机。

不必讳言,新冠疫情大流行打破了许多加拿大华人奉之为“圭臬”的基本原则。在这里试举几例:

本来以为加拿大多元文化不但制度和宪法上,同时也是全体加拿大人最大的骄傲,是加拿大在西方国家中独特的价值观,但事实上,自疫情以后,对亚裔尤其是华裔的仇恨犯罪大幅度飙升,无论是华裔,还是日裔、韩裔,都遭遇种族歧视的辱骂乃至暴力冲击,而检控的比例却相当低。更为奇特的是,对防止疫情甚为有效的“佩戴口罩”,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遭遇“妖魔化”的攻击,并称为与主流文化不相吻合而受到歧视。而事实上,加拿大华人在自律隔离防止社区传播、出手相助相对抗疫情上,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本来认为加中关系源远流长,从加拿大省督到地方市长,不少人嘴里都挂着“白求恩”,但白求恩不敌孟晚舟,孟晚舟引渡事件一出,接着是两位加拿大公民迈克在中国“涉嫌违法”被起诉,加中关系一落千丈,两国民间对彼此的不满意程度上升到历史新高点。“加中友谊”沦为“加中抱怨”,简直是当年中日关系波澜起伏的最新翻版。

本来认为祖国强则海外华人强,谁知一旦西方世界与中国升高对抗,间谍疑云风波再起的时候,华人社群、尤其是大陆来的华人群体,一夜间变成政治上“最为弱势”的群体,甚至莫名其妙成为“猎巫”对象,人心惶惶,纷纷夹起尾巴做人。祖国当然“爱莫能助”,连本地的政治人物也大都避讳保持沉默,生怕被染上“红色”。

不仅如此,随着亚洲政治抗争的激化,加拿大华人社区也出现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分裂状态。大陆移民、香港移民、台湾移民,很多变成“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些移民社团的内部,也出现了极大的分裂状态,除了以往台湾移民社区的“统独之争”,香港移民内部也出现了“蓝丝黄丝之争”,而大陆移民社区则出现了更加激烈的“威权与民主之争“,有人说,“骑墙派”正在被逼着选边站。而这种社区分裂的状态,让过去团结反歧视的社区传统变得更加脆弱,华人社区的命运更加令人担忧。

这倒底是疫情下被激起的“暂时现象”,还是疫情揭开了原来真相被隐藏的“温情面纱”?这是需要华人社区认真反省、思考、讨论的。

疫情过后,一切都会“重归原位”?还是疫情将永久性改变过去的“旧常态”,让疫情带来的变化演变成“新常态”?每个人的看法或许不同。但是,华人社区必须要面对这样几个问题的挑战。

一是加拿大华人的定位,能否走出亚洲的束缚,真正走进加拿大,成为从内心深处觉得骄傲的“加拿大人”,并在此基础上对抗种族歧视,帮助加拿大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公义的社会?

二是加拿大普通华人是否可以在维护多元的前提下,避免“你死我活”的分裂,在华裔加拿大人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加拿大基本价值观和原则上团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三是加拿大华裔企业家是否从加拿大与亚洲的经贸关系中“两头通吃”的“短平快”高手,到真正帮助加拿大建立多元贸易渠道、参与投资建设加拿大新经济产业,成为加拿大经济的中流砥柱之一?

当然,华人通过疫情还须面对一个现实,不要期待一个你不参与的政治体系和国家制度,可以永葆你或者你所属族裔的万世平安。参与,是我们的命运之匙,也是我们选择成为加拿大人的庄严承诺。拒绝参与,无异于走入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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