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龍與地頭,夜壺之說

抗戰勝利后，我父親回到上海，他為抗戰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滿以為是凱旋而歸，受到隆重歡迎，沒想到迎接他的是“打倒惡勢力！打倒杜月笙！”的當頭一棒。后來，我父親被推選為上海市議會會長，選上后又辭掉，這里面是有政治因素的。這與蔣總統是不是有關系，就不曉得了，但是，很可能是蔣顧慮到我父親抗戰勝利后的勢力太大了，而且又是在上海，我父親的發家之地，這個地方太敏感了。

實際上，我認為蔣家的勢力，一直就沒有完全影響到、控制到上海。那個時候在上海，蔣家有些事情是行不通的，人家是不完全買他的帳的，南京才是蔣家的地盤。如果說，蔣是強龍的話，那我父親就是地頭，強龍是壓不過地頭的。蔣經國在上海灘打虎，實際上是要打打地頭的威風，沒有用的。蔣經國最后的辭職，打老虎都沒有成功，就證明蔣家的勢力實際上是控制不了上海的。我父親從離開上海到病逝香港，蔣總統就一刻也沒有停止拉攏我父親去臺灣。但是，我父親心里非常清楚，蔣一直是在利用他，有用時，請上廳堂；用后，棄之如敝履，甚至過河拆橋。就像后來我父親在花甲之年時自己說的那樣：“他們是把我當夜壺，用過之后，就要火速點藏到床底下去。”

這里面有很多錯綜復雜的因素，蔣總統和蔣經國父子，對我父親的看法不完全相同。蔣總統是一種看法，但蔣經國就另外一個看法了。而且他們下面還有一批人，也有其他的看法，所以，你就沒有辦法八面玲瓏了，你跟他好，表面上很好，到時候，他捅你一刀，你知都不知道。在胡敘五寫的書里，就講到了臺灣的《中央日報》，點名指責我父親是政治垃圾，是土豪劣紳，是殘渣余孽。這個就是蔣經國讓他們發表的，就說明，蔣氏父子的看法也是不一樣的。所以，還是我父親看得對，既不去臺灣，也不回大陸，就在香港。

其實，在我父親的眼里，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是中國人，這是他最主要的一個看法。抗戰時是這樣的，后來也是這樣的，他不會去討好國民黨，也不會去得罪共產黨。抗戰的時候，我父親周旋于各方勢力之間，為了抗日，聯合各種抗日的力量。在上海幫助軍統特工開展工作，也同時幫助共產黨的地下黨開展工作，還利用汪偽政權中的很多熟人，比方講周佛海、陳公博、褚民誼，還有日本人，通過徐采丞接觸的日本人，所以，我父親那個時候，在國民黨軍統、共產黨、汪偽七十六號和日本人之間建立各種關系，從中斡旋，為抗日做事情。

其實，我認為，我父親在與國民黨、共產黨的交往中，最糾結不開、割舍不下的，不是共產黨，反而是國民黨和蔣總統。

如果說，抗戰時我父親得到蔣總統重用，那是因為他那個時候需要我父親和幫會的力量；勝利后，就不同了，蔣總統以為自己已經完全可以掌控局面了，所以我父親就被拋棄了。抗戰勝利后，我父親在上海遇到的一系列挫折，就是因為勝利后，上海取締了租界，蔣的勢力達到頂峰，自認為他們可以達到并控制上海，我父親已經過時了，就像用過的夜壺，被拋棄了。

我父親的秘書胡敘五后來在一篇“杜月笙拒絕赴臺定居內幕”的文章，說明了這個過程，從提出“打倒惡勢力！打倒杜月笙！”到上海市議長頭銜的“退讓”，都是蔣精心安排的。甚至，后來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和上海經濟管制的失敗，歸罪于我父親，成了替罪羊。在保密局呈送給蔣總統的密電里說：杜月笙對逮捕杜維屏的極度不滿而將所能控制之工廠，均以原料缺乏為辭，逐漸停止開工，并促成黑市交易，搶購風潮，籍以報復。顯然，密電把我父親歸罪于上海“經濟管制”失敗，導致蔣經國下臺的主要原因。

蔣氏父子在上海碰到了釘子以后，似乎又想起了我父親。上海解放前夕，國民政府大勢已去，蔣總統親自召見我父親，希望利用我父親的威望組織“上海各界自救救國聯合會”，授意我父親積極籌款，盡最大努力保衛上海。據徐鑄成記載，1949年3月下旬，蔣總統在南京再次召見我父親說：“必要時攜家小去臺灣，協助黨國共圖復興大業”。3月23日南京解放，上海岌岌可危。當時退居在奉化溪口老家的蔣總統仍念念不忘我父親，電令上海市長吳國楨、警察局長毛森等，力勸我父親去臺。

然而，1949年7月18日，已經遷至臺北的《中央日報》，刊登“本黨歷史的新頁”為題的社論，點名所謂的上海“聞人、皇帝”，“逆襲”上海打老虎經濟管制而失敗，本質上是“買辦流氓、土豪劣紳，本都是時代的渣滓，應在肅清之列”。這實際上是一些臺北擁護蔣經國的勢力，借此社論為蔣經國鳴不平，這種聲音與之前保密局的報告是一脈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