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末来到温哥华,受UBC大学邀请举办演奏会后,以特殊专业人才留居加拿大,成为UBC大学的民族音乐客座教师。1983年,用加拿大本地木料制作出的古琴被加拿大博物馆收藏。1988年始在台湾从事民乐教学和推广及作曲、编曲、演奏、指挥。2008年担任台湾亚洲研究院古琴研究所所长。已出版笛、萧、古琴演奏专辑12张。为笛、箫、古琴在中加两国的普及、传承做出卓越贡献。
少时,拜师“中国魔笛”
在郑正华的童年记忆中,最鲜明的是观看博物馆与各式各样的艺术展览,而这对于1950年代的上海市民并不寻常。能有如此特别的际遇,是因为“我们家里孩子多,有六个,妈妈嫌小孩们在家吵闹,爸爸便常带我们出去。”父亲是花布设计师,参观展会以了解艺术动态是工作中的重要内容。父亲和两位伯父从事艺术设计是受家族影响。
慈溪郑氏是宁波名门望族,族中不乏状元,故宅中“进士第”匾额仍在。郑氏拥有仅次于“天一阁”的藏书楼“二老阁”,亦曾为浙东学术中心。清末第一位出国考察茶叶种植及生产的官员郑世煌即出于郑氏一族。族亲多活跃于文化、艺术界。家族风气及幼时起艺术的浸染也对郑正华影响深远——促使他踏上音乐道路,让他的生活志意与艺术难以分割。
小学四年级时,一位学长义务教低年级同学吹笛子。“一两毛钱买的竹笛”开启了郑正华的笛子生涯。学长教了基本指法后,郑正华迷上了笛子。“放学后就拿着笛子练习。家里吹不了,在楼道里吹,邻居嫌吵,就去虹口公园吹。公园的游客有时候也嫌吵,让我离远一点。”无论怎样被驱赶,吹笛子的爱好也未断绝。幸而,1958年考入上海学生艺术团,每周能在青年宫组织学习、排练。在青年宫时,郑正华的笛子演奏初露头角,代表虹口区参加艺园会演出。
两年后,上海民族乐团成立学馆,招收二十余名学员,郑正华被选中继续深造笛子。选中郑正华、并作为其笛子老师的伯乐是笛界的一代宗师、演奏家、作曲家、南方笛派的代表人物陆春龄。陆春龄是上海民族乐团的筹备成员及笛子独奏演员,曾担任上海江南丝竹学会会长,被誉为“中国魔笛”。
入学后,14岁的郑正华竟能分担家用的负担——乐团管吃管住,每个月18元的补助对困难时期的家庭真是解燃眉之急。陈毅去上海视察时,特批文艺界青少年学子两条渔船入东海捉带鱼,以弥补学员们体力消耗大、营养不足。“那个时候,一个月两斤猪肉、三斤巧克力,有时候还能发两条带鱼,生活保障很不错。”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发下来的带鱼成了给家人的礼物。除了这个“亮点”外,其他的印象都是在学习和排练。每天早晨六点起床练习乐器,上午上文化课,下午如不去老师家上乐器课,就会练到晚上,每天六到八小时的练功。“冬天天冷,呵气成水,练习完了,身前必定有一滩水。”
青年,改学洞箫古琴
1963年,郑正华以满分毕业,与俞逊发、汤良兴等八名同学入选上海民族乐团。1964年,随乐团下放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被三五百人挖河泥筑河堤的人海大战所震撼,脑海中马上浮现出曲子旋律,在河堤上用纸记录下来。依此旋律,1965年,郑振华创作出笛子独奏曲《夺丰收》,并在第七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专演并录制唱片。同年,郑正华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笛子是郑正华三项专业乐器中结缘最早的,至今他每日仍在练习。由他编曲的《丢丢铜》、《高山青》是中国及国际笛箫比赛的固定曲目。
郑正华常说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专业学习都能跟从大师。1962年上半年,时任上海民族乐团第一副团长的孙裕德先生招收郑正华为徒。“当时号召老艺人按照旧规矩招收徒弟,我们都是按照过去的规矩行拜师礼,《新民晚报》还来拍照采访,做了报道。”
孙裕德以洞箫和琵琶闻名,1925年,以孙裕德与其他几位民乐家为骨干的“宵乐团”既已活跃在上海的音乐舞台,对国乐界影响重大。1938年,孙裕德参加“中国文化剧团”赴美国三十多个城市演出,揭露日本侵华的暴行,并展示中国传统文艺。孙裕德被称为“箫王”,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洞箫演奏的专著。他的洞箫吹奏非常独特,箫声浑厚、含蓄、优雅,擅长与二胡、古琴等其他乐器合奏,凸显中国式复调音乐之深邃意蕴。孙裕德与张子谦的琴箫合奏数十年是上海民族乐团的保留节目。
郑正华跟随孙裕德学习洞箫及与古琴合奏。箫音如何能穿插在琴声中相得益彰,是技术难题,也是心态难题。一般的乐器演奏者皆以独奏为要务,而郑正华是甘为绿叶。“1963年刚进入乐团后,我们去武汉演出。那时,首场演出的阵容是最强大的,主要演员都要登台。演出后,按惯例,团里领导和骨干都会与当地文艺界人士座谈,讨论我们表演中的得与失,哪些好,哪些不好。那次演出后开会,我正和团里的年轻人在外面玩,团长出来喊我,很兴奋地对我说,‘武汉当地艺术家评论,整场演出《春江花月夜》中吹箫的年轻人最好,控制自如,大有可为。’刚登上舞台就受到肯定,我当然很激动,立志要更加努力,同时也恍然大悟,乐器合奏中一定要有做绿叶的心态。”
出师带徒,桃李满天下
甘为绿叶的心态令郑正华能完全继承孙裕德的衣钵,专心于琴箫合奏的发展,也支持他数十年倾囊而授地带学生、帮助年轻人进步。“我希望学生们都比我强。雏凤清于老凤声才好。那样艺术才会传承,也才能进步。”从1982年,郑正华开始教课带徒。1985年始在UBC担任客席民族音乐教师三年,1988年始在国立台湾艺术专科学校任客座教授三年,1990年始在台湾道禾学校中学部教授古琴三年,2004年担任台湾中兴大学通识教育《艺术与人生》课程演讲导师,2012年担任台湾南华大学任客座教授。
四十年授课,桃李满天下,其中道禾的中学生和高足陈守信颇具代表。
“道禾中学把古琴作为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求学。这与课外班不同。来上课外班、找我学琴的孩子,是自己想学才来拜师。开大课时,一些孩子没有学琴的想法,不愿意学。刚开始上课,不少孩子不听,干什么的都有,还有在地上爬着玩儿。我不急,我也不批评他们。我就说,‘大家请安静,不想听课的同学可以出去玩儿,不要影响老师给其他同学讲课。’我在讲台上弹琴,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渐渐地就吸引了孩子们来听了。一周教一次课,一年后,有的孩子考琴可以考到八级。毕业音乐会就是他们演奏古琴。”
这些从小习琴的孩子,长大后,许多也投入到古琴事业中。陈守信是个中翘楚。11岁时跟着郑正华学琴,习琴不缀,大学专业读了会计系,毕业后仍转回到琴界。郑正华对陈守信不仅是启蒙老师,还扶上马送几程,带领去厦门考级(陈守信获第十级A),推荐他去道禾中学任教、登台表演、参加比赛,为陈守信奠定了以古琴为事业的基础,拓展了道路。2017年,陈守信参加上海“国际古琴艺术节”弘琴杯大赛获青年组银奖,郑正华获得优秀教师指导奖。
即使不在学校任教,郑正华仍与学校、学生保持着联系。如2011年,他带领弟子及道禾中学的学生们去参加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古琴考级的第一届考试。“我与学生们和学校的联系没有间断过”。领不领薪金不重要,郑正华珍惜的是可以让他展示、传播古琴的平台和机会。笛子和洞箫是他的挚爱,而古琴是他内心最深的牵挂。
文革动乱,肝胆护恩师
藉由洞箫及琴箫合奏,郑正华有了古琴之缘。“琴箫合奏中,吹箫的要懂得琴曲,明白曲意,知道琴师下一步要弹什么、怎么弹,才能让箫声配合。”1960年代,郑正华加入了今虞琴社。今虞琴社由查阜西、彭庆寿、张子谦成立于1936年,张子谦任上海分社社长。
张子谦师从广陵派第九代传人孙绍陶,与查阜西、彭庆寿等同被称作“二十世纪后无来者之古琴大师”。张子谦“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古琴事业上,琴、琴友、琴社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从琴社成立伊始至文革前夕,三十年坚持记录,秉笔直书,“凡关于会琴、抚琴、习琴、访琴诸端,事无大小,咸笔之于册,以志不忘”,集成《操缦琐记》,成为珍贵琴史。他终生以琴为业,不思名利,愿望仅是“所冀吾琴人终不散,琴事终不衰”。
如此清简之志,度乱世而能坚守,却十分不易。日本侵华时期,琴社活动一度举步维艰,张子谦尽力保护老琴,逃难时仅抱老琴一具,身无长物。稍有机会,便复苏琴社活动。1938年琴社恢复活动,力争每月一次雅集。1941年举办公演,观者如堵,“购券者甚多,券已罄,无法应付”。
文革期间,张子谦成为了隔离审查对象,又面临灭顶之灾,好在有了郑正华相助。虽然正式拜师是1977年,但是从进入乐团后,郑正华就跟随张子谦排练、学琴,二人亦师亦友亦同事。“我那时家庭成分还算好的,能进入工作组,我老师的成分不行,属于被管制的对象。我就利用我在工作组,帮助老师过关。”
“过关”往事不计其数。“刚开始给老师定成分时,他们说他是地主工商,我说不是,最多是工商地主。我懂得这里面的区别,讲了很多,最后他们接受了我的说法。否则如果是地主工商,就是对立面了,那要吃很大的苦头。”张子谦被派去扫地时,说“毛泽东堪比朱元璋”,被其他隔离审查对象告发。又是郑正华在工作组讨论中据理力争,避免了老师被划定为“现行反革命”。张子谦被放出“牛棚”时,受到某干部敲诈,收缴了他的工资。郑正华听说后,骑上自行车就去文化局举报,要求发还老师的工资。
最激烈的一次行动是保护老琴。为了防止受“破四旧”冲击,郑正华将老师收藏的四架老琴藏于乐团保险柜,自己拿着钥匙。北京的红卫兵抄家抄到了上海,一路追到乐团,要求乐团交出老琴,要破四旧。“我和乐团的同事肯定是不同意,不会让他们抄走的。我说,你们是红卫兵,我是红艺兵。这个是乐团乐器,不是四旧。除非你们拿到中央的批示,否则别想要琴。我那时也年轻,我想我长得又高又大,就算打架,也不是一下子就被他们打到的。我是死也不会让他们把琴砸了。”勇者无惧。拼了命要保住老琴,老琴真的被保住了。文革后期,郑正华听说了工作组要去“抽查”张子谦住所看他是否“封建四旧势力沉渣泛起”,便告知老师那几天不要抚琴。几天后,工作组突然检查了张子谦,看到他未抚琴而“过了关”。
文革后,郑正华将四架老琴完璧归赵交给张子谦。“有些人以为我为老师做了这么多,会拿老师的东西。根本没有。我手里唯一的老师的物品是一套琴穗,还是我出国前,用自己的一套琴穗和老师换的。我想带着留个纪念。”
正式拜师后,每周去老师家几次,老师授艺,师徒交流、切磋。回忆恩师,琴艺之外,郑正华认为老师的高风亮节对他的影响甚重。“老师是一身正气。跟着老师交往几十年,更让我认识到,我们内心应该通过修行,像老师这样做人。”有时发了工资,郑正华给张子谦送去两瓶酒、一条烟作为敬师之礼。出国后,他嘱咐夫人每个月都要照办,到夫人出国团聚。尊师如此,爱友亦如此。有位阿姐对郑正华帮助不少,投桃报李,搬家时,郑正华和夫人商量,将父亲早年收集来的满堂红木家具留与阿姐。
张子谦、孙裕德、陆春龄这些成长于民国时期的老先生们,传艺的同时,也将“民国范儿”传给了郑正华。“君子如玉”不是说说而已,是要践行。收琴、收画、收老物件儿,即使年轻时候工资只有十几块时,他也从不与私家转让者还价。“能买得起就买,买不起就不买。不是没办法,一般人也不会把家里的收藏拿出来卖。”买古物也绝非为了投资、增值,“轮到我们买,是让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生活中低调朴实,在同行眼中却颇多佳平。
台湾著名国乐作曲家、教育家董榕森对郑正华的评价是,“钦佩他在传统乐艺上的杰出造诣外,他还具有谦逊的乐人风范,处处显得随和有礼,毫无孤傲之气,以郑先生对音乐的投入,未来演奏生涯必将散发更大的光辉,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应有瑰丽远景。”古筝家、台湾乐器协会理事长魏德栋赞誉郑正华,“大凡一个艺术家言语发自心声,辞令寄于学问,情韵寓乎内涵,意态形诸肢体,正华先生适切而丰富的拥有这些特质,洵属难得。”可是无论怎样行事,回忆起老师们,郑正华仍然认为“比起老师做人的品性、品格,我还远远不够。”
在张子谦身边的日子里,郑正华还学习到如何鉴琴、修琴、斫琴。“来找老师看琴的人太多了,真是过眼无数。那时候人们对琴也不在意,又是动乱刚结束,常常听说那个仓库有把老琴,我就去看。”修琴也是家常便饭。唐琴、宋琴,大修的时候也要拆开琴身。“拆的时候,我把各个部位的尺寸都测量、记录下来,怎么修也跟着琢磨、动手,次数多了,逐渐就掌握了要旨。”所谓没有白走的路。郑正华“意外”地到了加拿大后,这些“周边功夫”帮他度过了初期难关。
出国岁月,不忘初心
1980年代,国门初开时,许多人都想出来开开眼界、透透气,郑正华也想能有机会进行中西方音乐交流。恰巧,一位亲戚来加拿大留学,郑正华便申请了探亲签证。等签证批下来,亲戚已经学成回港。思前想后,他还是选择了“来”。加拿大自由的氛围吸引着他,他希望做想做的事情,过想过的生活,不受政治时局左右,让自己的人生能有更多的可能性。于是,1981年12月,35岁的郑正华带着全家凑的200美金落地温哥华。甫一落地,就引发一些轰动。作为知名专业人士,1982年,郑正华便应邀在UBC大学开办独奏音乐会,被誉为“世界驰名音乐家”。然而风光背后,是不为外人所知的艰辛。
来之前,郑正华看到报上刊载了温哥华民族乐团的新闻,遂写信联系。乐团成员皆为兼职,老板在西温开一家中餐厅,他们期待专业人士的指导。这样的机遇下,郑正华下飞机后,被接到老板家的地下室居住。“尽管是地下室,只有一张简陋的行军床给我住,但我已经很感恩了。来了之后才明白,我在没有批准移民前,没有工签,不能正式出去上班,200块钱根本花不了几天。幸好有这个地方住,才避免流落街头。”经济匮乏,“吃的青菜是菜场不要的菜皮和做挂面切下来的下脚料,菜皮是五毛钱一包,面是一块钱一大包”。“第一年没有被子盖,盖的是带来的一床薄毯和我父亲的一件大衣。”后来还是唐人街上的商铺送给他一床被子。
生活的困顿倒是其次,不能正式从事音乐工作是一个无奈的困扰。郑正华没有闲着,连续三年,他在民族乐团做义工,编曲、指挥、指导排练,倾尽全力做好乐团。渐渐有人找他拜师学琴。每次去唐人街授课,从西温要徒步两个小时过去。由于市面上罕有古琴,郑正华开始亲手为学生斫琴。
加拿大的红松木质松软、纹理笔直,是上好的琴木。正规的木料当然买不起,郑正华去海边捡漂流木。与洛夫以“漂木”寄托人生哲思类似,温哥华海边的漂流木让郑正华也有许多感叹——隔着太平洋是上海的家,而他自己“漂移”到了陌生的新大陆。能否留下生存,还是继续游走?能否开始新天地,还是从此流离失所?能否让艺术精进,还是要挣扎于三餐?壮年的郑正华不想气馁。如同曾经拼了命也要保住老琴,彼时的他要努力扎根于此,并坚持在专业的道路上前行。
苦尽甘来。两年后,移民申请通过,郑正华所斫古琴也被加拿大博物馆永久收藏。1985年,太太带女儿来团聚。次年,一家人受邀世界博览会演奏一个月,太太古筝、女儿钢琴、他吹笛箫及抚琴,整整演奏了100场。
老当益壮,乐做古琴大使
移民后,事业的发展空间显著提升,表现之一是自由度大,无论开音乐会或录制专辑,不需要“报批单位”。继初来时UBC的独奏音乐会,这些年郑正华还参加了数十场演出,如1984年以“世界著名音乐家”的身份受邀“温哥华民俗节”的笛子独奏,198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箫笛大师郑正华音乐会”,1988年在台北传统艺术季举办“郑正华的吹奏艺术”、在台北国家音乐厅举办“郑正华与实验国乐团”演出、在全省举办“郑正华音乐会”巡回演出,1990年在台湾高雄举办“郑正华管乐独奏会”,2002年在温哥华举办独奏音乐会,2005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美中文化协会举办“郑正华中国音乐会”、在印第安纳国家博物馆以宋代古琴演奏,2011年在台湾彰化举办“郑正华音乐会”专场演出等等。
董榕森对郑正华的演奏评价为:“郑先生的琴箫合奏中以其纯熟清亮的箫声做即兴式的润饰,衬托表现得天衣无缝,舒畅自然,深受感动。郑正华的笛子,无论快速双吐音的精确清晰或慢板运气控制的圆润浑厚,俱见功力不凡。”时任台湾文建会副主席的洪庆峰感谢郑正华对台湾地区音乐艺术的推动,“郑正华教授身兼琴箫笛绝学与一身,深耕台湾,改变创作台湾民谣数十首,运用个人的国际声望、用音符让全世界听见台湾的美丽。
12张专辑各有名堂。1989年与唱片公司签约录制郑正华笛箫艺术《自在飞梦》;1992年在被收入《中国现代音乐家传略》后,录制笛箫演奏两张专辑;1994年参加台湾第二届音乐艺术节演出后录制两张专辑,由上海民族乐团协奏;1999年录制两张专辑,由上海交响乐团伴奏,指挥家陈燮阳担任指挥;2000年,由上海民族乐团伴奏录制洞箫独奏专辑,由古琴演奏家吴文光抚琴录制琴箫合奏《梅花三弄》专辑;2009年录制箫笛教学示范专辑,编曲吹奏《丢丢铜》、《雨夜花》等台湾民谣;2019年,郑正华创先例,一人承担编曲、吹箫、抚琴,借助电脑合成完成了琴箫合奏专辑。
教学、演奏同时,郑正华非常注意总结、传播经验,希望做好铺路石。2000年,将四十年专业演奏及创作、改编乐曲集结出版《正华笛箫》;2008年出版《今虞正声琴谱》;2016年出版《正华笛箫在台湾》;2013年发表《古琴教学的探讨》专文;2017年发表《琴箫的演奏探讨》等。
事业空间更大的拓展、更大的自由是对他能古琴不遗余力的推广。“古人不可见,古人琴可弹。弹为古曲声,如与古人言。”张子谦“琴人不散、琴事不衰”的心愿被郑正华作为奋斗的方向。1993年之后,郑正华的工作、生活重点几乎全部放在了古琴上。只要有邀约、有机会,郑正华就去推广古琴文化。送自己收藏的老琴参展、登台演奏、讲述琴史,他都不遗余力。1988年初到台湾之时,他即促动、参与策划了名为“大雅清音”的古琴古乐展,并提供了自藏的宋、元、明代古琴参展,在全省巡回演讲及示范演出,极大地推进了古琴在台湾的复苏。2000年为“台北古琴艺术节唐宋元明百琴展”提供古琴参展、参加专家研讨会。2005年在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举办古琴古画展览。2006年应邀美国印第安那国家博物馆展览宋代、元代古琴,在开幕式演奏古琴、笛箫。2018年在温哥华三号路公社举办“古琴古今”文化普及讲座,并以元代古琴演奏。
2008年担任台湾亚洲研究院古琴研究所所长后,郑正华加大了台湾大陆两岸及中加两国的古琴交流力度,每年去台湾、上海数月,做讲座、办雅集、指导学生、进行教学交流。对于洞箫、特别是琴箫合奏中如何“避免大齐奏、运用民族曲式的方法实现立体感”的技术经验,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辈。“琴,古代是读书人的必修。严格地说,古代琴为八音之首,也被视作道器,儒释道都离不开。现在又被联合国评为非物质遗产,属于全人类的文化瑰宝。我们应当对琴怀着敬畏的态度。”对于自己能为古琴传承努力,郑正华感到“感恩”,“这是上天给的机会,让我能宣扬琴学”。
2019年11月,郑正华应邀回上海参加上海市政府纪念张子谦先生诞辰120周年活动,独奏了琴箫《梅花三弄》。郑正华在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和子谦先生亦师亦友二十年”的发言。并在上海音乐学院做了《琴箫艺术》讲座,众多专业老师和学生参加后流连忘返。
年过七旬,仍老当益壮。“人生所追求的并非单指物质上的享受,更是精神上善待自己,给自己灵魂以富养。”郑正华对未来的规划是选用加拿大良材斫琴、修好老琴、培养新人、让曾经与士人相伴不离左右的琴声回归文化。
“客来鸣素琴,惆怅对遗音。一曲起于古,几人听到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