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令难产背后隐藏的西方危机

加拿大卑诗省教育厅长韦瑞珍携手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医生在上周四（2月4日）宣布加强幼儿园至学校12年级的卫生措施，强制要求初高中学生和教职员工在学校所有室内环境中戴口罩，但学生在自己的座位上、有保护屏的地方，以及饮食和饮水时可以取下口罩。

这是一个迟来的措施，但绝对是需要的，因为青少年的传播已经成为主力，而病毒变种的威胁也在日益升高。

为何这个教师和部分家长早就要求的卫生措施，直到目前才实施？口罩令从呼吁到推行，亦已经过了半年多。这种现象，恰恰说明了加拿大以及西方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这种挑战与“中国威胁论”其实关系不是很大。我把这种挑战归纳成两方面的问题。

一，加拿大或者其他西方国家在社会上已经难以形成基本共识，多元化的表面下，是分崩离析的价值观，并没有所谓“主流”的价值观。当然，左中右的意识形态分歧一直存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诉求一直存在，有时候这些分歧和不同诉求形成了社会的对立和分裂。

不过，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戴口罩有利于遏制病毒传播“这样的基本共识，在加拿大和美国都难以实现。可以这样说，除了特殊的人群之外，大部分人都不喜欢戴口罩，包括亚洲人。但是，在面临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戴口罩已经不是喜欢和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一个”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的基本道德和保护生命问题。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在北美防疫做得最好的卑诗省或者大温地区，也争议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本来可以减少的传播没有减少，本来可以挽救的生命无法挽救。更可悲的是，一些相信“戴口罩”是“阴谋论”的人，最终受到感染并死亡，仍然不知道为什么。

有人说这是“反智主义”作祟，其实也未必。最重要的是，西方社会已经无法形成任何共识，即使这种共识本来与左中右的意识形态并无关系，但最终仍然被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泛意识形态的吊诡。以美国为例来看，“戴口罩”变成了民主党左派的标志，而右派则“不戴口罩”，也不相信戴口罩对防疫有用。但这样的情况没有出现在亚裔社群。无论是支持港独、台独的人，还是支持反台独以及香港国安法的人，大家在戴口罩这个问题上是形成共识的。不会出现反共的人不戴口罩，亲共的人戴口罩。

这种无共识现象，体现在所有目前政治正确的所谓“主流价值观”上。比如，对于气候暖化，也是一分为三，有人要对抗，有人根本不信，有人无动于衷，社会并没有形成共识。再比如人权观念表现在对待非法移民问题上，社会根本就是一分为二，特朗普要筑墙，拜登要开放边境，赦免所有非法移民，请问，如何形成共识？

二，政府的治理能力下降。由于无法形成共识，政府在管理上，也是“见风使舵”，效率低下。再以口罩令为例来看，由于社会没有共识，民选的政府只能采取拖延战术，让事情变得糟糕以后，形成大多数人赞成之后，才有可能出台口罩令，不然，反对者上街冲击政府，让问题变得更为棘手。这在流行病的防疫上，可谓是致命的滞后。

因为要有效遏制流行病，政府的决策要走在病毒流行的前面，而那个时候，民意是完全分裂的。因此，政府即使看到其他国家戴口罩相当有用，但也无法贸然引入，而是让传播扩大、死亡增加、社会呼吁强化之后，政府决策才姗姗来迟。因此，在防疫的效果上，西方的政府效率与亚洲政府、尤其是中国政府的抗疫效率比较，就出现了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