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張學良丟了東北，被迫辭去所以軍事和行政職務，他與太太于鳳至和很少的幾個隨從，來到上海，一方面是避開社會的關注，休息治病，另一方面是做出國考察的準備。張學良無論作為國民革命軍副總司令，還是東北舊軍閥張作霖的繼承人，放棄東北的不抵抗政策和行為，遭到了國人的唾駡，甚至有些人要殺他的頭。
在唐德剛撰寫的《張學良口述歷史》中，講到了張學良和我父親的一段故事。張學良來到上海，我父親就跟他說，你在這里誰也別怕，有我杜月笙在呢！我父親給了他三個電話，說有什麼麻煩事情的，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我父親特別提醒他要注意王亞樵，因爲我父親得知，有人出錢給王亞樵，要取張學良的性命，王亞樵當時是有名的雇傭殺手。唐德剛記述了張學良與我父親交談的一段對話。
張學良問我父親說：你是不是給了王亞樵十萬塊錢？
我父親回到：是啊！我給了他十萬塊錢。
那你爲什麼要給他十萬塊錢？張學良問。
我父親說：這不是我杜月笙低頭、怕他，這十萬塊錢算什麼，給他就拉倒了，何必跟他找什麼別扭。何況呢，我給了他以後，王亞樵就會聽我的話了。
張學良從這一件事情上來看出來，說我父親是個人物，輕松地就用十萬塊錢，把一個職業殺手搞定，而且從此聽了我父親的話。這十萬塊錢對我父親來說，不是什麼大事兒，可是搞定王亞樵這個殺手，可是件不得了的大事。從此，我父親與張學良關系就近了很多，少帥成了杜家的世交、終身好朋友。當然，那個時候十萬塊錢，對我父親來說，不算什麼，可是，當我父親臨終前，也只有十萬多塊美金，作為最大的一筆遺產了，那是後話。
還有一件事情，張學良在上海戒煙、戒鴉片。他把自己關到了一個房間，不給鴉片，只給飯菜和送水，過了幾天，少帥好像沒事兒，感覺也不錯。我父親進到他的房間，看了看張少帥，發現他的氣色也不錯，好像沒有什麼煙癮的樣子，我父親覺得不對勁兒，就跟旁邊的下人說，給少帥換一張新的床吧。原來少帥在床底下藏了很多鴉片，他還在屋里繼續抽，根本就沒有戒。當然，後來少帥真的戒了鴉片，那是通過西醫和其他的方式來戒的。
由此可見，我父親和少帥的關系不一般。這種關系，一直持續到我父親去世，我們一家搬到臺灣，與少帥還有很多的來往。
潘翎寫的我父親的一本書，說“義、戲、書”是我父親的終生愛好。她講的有一定的道理，在我父親的一生中，他的身上最突出的兩個特點是“義”與“節”，主要的表現是在抗日時期保持民族的氣節。他骨子里是不喜歡外國人，更不喜歡日本人，是愛國的， “義節”是大是大非的事情。義，還可以理解爲信用，第一，錢財不放在眼里；第二，就是施舍，包括賑災資助。我父親一生喜歡廣交朋友，上到文人雅士，下到三教九流，各種各樣的朋友，“春申門下三千客”說得就是這個特點，這些朋友常常來杜公館聚會、吃流水席。後來到了香港，那個時候我父親在香港沒有什麼生意，也就沒有什麼進項，在某種程度上說是“坐吃山空”。我父親那些原來在上海的一大批朋友還跟著他，成天吃住在一起，這算是一種義氣吧，江湖義氣。
少帥張學良是一個非常重情重義的人，這一點與我父親有相似之處。經過與我父親在上海的這一段交往之後，與我父親和杜家結下了很深厚的友情，一直到臺灣，始終保持親密來往。
其實，我父親在香港去世後，當地的報紙有不少評價，有一些，我覺得說得還是很有道理的，我們下次再談。
（選自《我的父親杜月笙暨杜府舊事：杜維善口述歷史》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0年8月全國上市，海外讀者在香港“文化閱讀購物平臺”（mybookone.com.hk）內地淘寶天貓購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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