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疫苗政策看特鲁多的失败

加拿大已经对辉瑞、莫德纳、牛津／阿斯利康、强生四种新冠疫苗进行了认可，其中三种疫苗都已经进入了施打的过程，强生疫苗也是一两个月后可以到位。因此，从整体来看，经过一月份和二月份的混乱期，到三月底，一般民众（以年龄为施打秩序排列的标准）进入了疫苗施打过的过程，随着后期疫苗供应的增加，民众施打的速度也在加快，这是令人欣喜的，也提升了民众对疫情后的期待。

但是，这些抗疫的进展都难以证明，特鲁多联邦政府在整场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是可以获得及格分数的。与美国比较，加拿大在染疫的人数和死亡的人数上都要小很多（按照人口比例计算），这是我们幸运的地方，也是我们国民素质的体现。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联邦政府在整体抗疫的过程中，决策和施政效率是成功的。可以这样说，特鲁多政府抗击疫情的“世界记录”，或者说是唯一做得彻底的是政府颁发的援助金金额和持续的时间，特点是数额大时间长，在全球首屈一指。但是，由此也带来令人惊讶的财政赤字剧增的负面因素。用政客的话来说，就是给子孙“留下债务”，且在利息上升的情况下，很快就给加拿大财政带来压力。

举例而言，在边境管理上，呈现出速度慢、决策滞后；在隔离措施上，呈现出混乱、不到位、执行力软弱；在追踪感染源上，泛善可陈。但渥太华政府的最大失败，是表现在疫苗问题上。我们姑且将从去年底到今年第一季度出现的订购疫苗、供货到位的混乱情况暂且不论，只来看一下疫苗政策本身。

本来，如果政府在疫情初期有眼光的话，就应该迅速投入进行疫苗开发，或者合作开发。这不但关系到这次的抗击新冠疫情，也关系到在未来流行病危机发生时的应对能力。

但在这个关键的疫苗共同开发或者生产的决策过程中，加拿大呈现出的并非是西方七大国之一的形象，而更像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只看到一个加拿大与中国研究开发疫苗的项目，很短时间就被取消了。

如何合作开发疫苗不行的话，那么，退而求其次，至少联邦政府应该迅速投资，与辉瑞等美英开发疫苗的医药公司合作，争取在加拿大进行已开发疫苗的生产。事实上，以加拿大跟美国和英国的特殊双边关系，在争取生产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牛津／阿斯利康疫苗上，应该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利。

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是生产已开发疫苗的单位，以目前加拿大的人口规模来看，要满足国民的施打需要，可谓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如此一来，非但不会出现目前的疫苗不够、国民命运掌握在医药公司手里的被动状况，也不会出现我们的全民施打疫苗要到夏天、乃至秋天才能做到群体免疫所需要的人口比例数字。

如果这是目前的状况，加拿大对付疫情的局面将整体改观。如果全国到五月完成全民施打疫苗，那么，目前联邦政府延续到年底的援助金就可以节省下来好几个月、数以十亿计的金钱，而这个钱的数字足够供应加拿大在疫情早期投入疫苗开发以及生产。而疫苗的开发或者生产，也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而疫苗注射的速度也跟经济密切相关，全民疫苗施打直接会导致加拿大的经济完全重启，如此，未来加拿大的疫苗开发和生产也就有了坚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