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是变了,还是没变?

最近,加拿大某些本该受人尊敬的媒体人,用近乎当年中共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字报”内斗手法,对华人社区进行连续地点名揭发和批判。这是要把加拿大推向一场排华“文革”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加拿大文革”竟然发生在臭名昭著的《1923年排华法案》出笼一百周年之际。不管这只是历史的巧合,抑或是人为的必然,包括华人在内所有有正义感的加拿大人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人神共愤的“大字报”

上个世纪50-60年代是东西方社会都经历过的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中国大陆大闹“文化大革命”,加拿大忙着“抢夺原住民孩子”(Sixties Scoop),美国更是“麦卡锡主义”猖獗。

大凡经历过或者了解上个世纪那段中国历史的人,对当时流行的文革大字报无不深恶痛绝。

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大字报是张贴于墙上的壁報,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流行于中国大陆的言语、书写形式;是文化大革命“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一。它既是一种言语、书写形式,更是一种政治工具,是当时频繁出現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暴力的实现方式。

百度百科也这样写道,大字报的最主要功能,一是揭露,二是批判,前者可以无中生有,断章取义,后者可以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不论哪一种功能,基本表现方式都是片面和不实之词,容不得被揭露、被批判者的申辩与反驳。所谓用大字报的方式开展大辩论,实则是大批判,大量的冤假错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对中国人的身、心、灵的全面打击和伤害是罄竹难书。获得雨果奖的科幻小说《三体》中描写的三体人对地球文明的发现和入侵,也就是因文革大字报而起。就连纽约时报也曾刊文指出,文革就是刻在中国人灵魂上的一道疤。

这种反人类、灭人性的文革大字报,早已在大洋彼岸被中国人民扫进了垃圾桶,扔进了太平洋。

“大字报”借尸还魂

然而不幸的是,大字报的幽灵居然飘洋过海,在21世纪的大洋此岸借尸还魂,频频兴风作浪,矛头直指华人社区。

远的先不说,就在新冠疫情爆发时,有个别媒体人用其他人无法证实的匿名消息来源,用偷梁换柱的概念和荒诞不经的逻辑,把当时海外华人华侨把N95口罩等防疫抗疫物质捐赠、运送给国内家人或朋友的场景描写成中共海外统战的战略部署行动。仅仅引述中国叛逃者和反华团体的言论作为证据,点名指控华社某些团体为中共代理人。

这位自命不凡的调查记者还把中文媒体报道的“每一位侨胞都是战‘疫’者”,有意或者无意地错译成“每一个海外华人都是斗士”(‘Every overseas Chinese is a warrior’),并作为文章的小标题,对华人社区含沙射影。

就连文章的题头插图,也选用了一幅提线木偶的漫画,影射中国执政的共产党长期阴谋利用和控制华人侨民破坏加拿大。虽然经过华人社区的不断抗议,该媒体不得不撤换了这幅令人作呕的模仿讽刺希特勒的漫画,并作了下述轻描淡写却暗示挑拨地说明,但文章的大字报内容还依然挂在该媒体的破墙之上。

这位记者的所作所为果然因此出名,被部分同行奉为“英雄”和“楷模”,还为刊登这些大字报的媒体赢来高流量而赚得盆满钵满。就连他出版的类似大字报的书籍也一度成为网上热销。于是乎,东施效颦的其他加拿大大小媒体大字报争先恐后地炮制出笼。

先是一家加拿大最大的新闻媒体“透露”加拿大间谍情报机构泄漏的所谓中国干预加拿大2019年和2021年联邦大选的情报后,接着另一家电视媒体即刻点名两名华裔民选代表就是中国干预联邦大选的“中间人”。

就在本周,这位“英雄”记者再次抛出超级大字报,用普通公众无法查证核实的间谍机构透露的信息,指控华裔自由党国会议员董晗鹏Han Dong 2021年2月向一名中国高级外交官建议,北京应暂缓释放两个迈克尔(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弗,Michael Kovrig and Michael Spavor)。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董晗鹏3月25日周三晚上不得不在议会含泪宣布退出自由党议员团,将作为独立议员出席议会会议。他在国会当场崩溃痛哭的画面,通过电视转播,让全球无数观众再次见识了,文革大字报式的手法是如何把一个人的名誉,尊严和人格摧毁,更不要说把他的事业和前途都葬送。

这些大字报式的报道显然不是基于善意的批评,它们把个别事件和个别人的行为夸大放大,进而污名化整个华人社区,甚至把它们与中国政府联系起来。这种做法不仅是不公正的,更是极其危险的。它加剧了加拿大社会的种族歧视和仇恨,也在激化中加关系的紧张程度。

深得“大字报”精髓

也许有人会问,加拿大是民主社会,享有言论自由,媒体的报道怎么可以和专制国家的文革大字报相提并论?

确实,言论自由受到加拿大宪章的保护,也是整个西方民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原则之一,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权力,尤其是媒体,曾经被尊称为无冕之王,可以无话不说。

不仅是媒体人,就是被媒体报道的对象,同样也有言论自由。如果媒体人采取“只能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似地对被报道对象的观点一概抹杀甚至歪曲,这好像不能叫做言论自由吧?

言论自由还应该允许说什么和不说什么的自由,同意什么和不同意什么的自由。就连警察在逮捕嫌疑犯的时候,都必须依法告知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是不是在中领馆门前呼喊反共口号,绝不是衡量一个加拿大人好坏的标准,是否尊法守法才是。

同时,提倡言论自由的鼻祖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坚持认为,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四项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只谈言论自由,却故意或非故意地对其他自由视而不见或置之不理,或者用言论自由给公众造成恐惧,就是以捍卫自由为名行破坏自由之实。

更重要的是,这波加拿大媒体的操作,与当年中国文革大字报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是“揭露”,这些媒体人用加拿大间谍部门泄露而公众无法查证的信息,无中生有,断章取义,然后是部分媒体之间、政客之间、团体之间相互引用,相互印证,甚至以莫须有的暗示,无情揭露华人社区和华人参政行为与中共干涉的联系。

其次是“批判”,这些媒体人对华人社区和华人社区的代表性人物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容不得被揭露、被批判者的申辩与反驳。

如此这般的揭露和批判深得大字报阴魂的精髓。这些媒体人自以为聪明扮演成反共斗士,但实在是露出了其与中共文革手法一脉相承的尾巴,做了中共文革都无法做到的搞乱加拿大的事。

不可否认,这波加拿大媒体的操作与中国文革大字报的最大区别就是不用把大字报贴在墙壁上,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资本的加持,占领了正规媒体的平台,并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再加上部分有同样偏好和目的的社交自媒体前呼后拥,所以传播更快,影响更大,危害更广。

所以,我们必须重申,言论自由的保护不应成为散布虚假信息和恶意攻击他人的借口,言论自由的实践需要在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下进行。在处理媒体报道和言论自由问题时,应当尊重真相和事实,避免用言论自由来掩盖或制造谎言。

从“家暴”走向再次排华的前兆

这波加拿大媒体的文革式操作,说得轻的是家暴,说得重的就是再次排华的前兆。

按照联合国的定义,“家庭暴力”(简称家暴)是指对家庭关系中用于获得或维持对家庭成员的权力和控制的行为模式,这包括身体、性、心理或经济上的控制、威胁、恐吓、操纵、羞辱、责备、或伤害的行为。这种暴力行为往往是一种恶性循环,在许多情况下,加害者会重复施暴,使受害者陷入无法摆脱的危险境地。家庭暴力不仅会对个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也会对家庭、社区和社会带来负面影响,需要得到及时的关注和干预。

加拿大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多元化大家庭。一些成员对另一些成员的歧视、羞辱、霸凌甚至压迫就是家暴。种族歧视就是加拿大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一犯再犯的家暴体现。从“原住民寄宿学校”(Residential School)和“60年代抢走原住民孩子”(Sixties Scoop),到二战时期对加拿大日裔社区进行“敌国居民登记”并最终把他们统统送入集中营,再到伊斯兰恐惧症和对黑人社区的偏见等等。

如果家暴还只是表现在家庭成员之间,而针对华人的歧视和排斥,几乎不能用家暴来解释的。从“人头税”到“排华法”,华人屡屡成为百里挑一的替罪羊。特别是最近愈演愈烈地反亚裔歧视和仇外排华舆论,“外国劳工”,“外国买家”,“外国代理人”“外国间谍”,或“外国气球”等等煽动性论调,背后的潜台词是华人就是外人,就是“黄祸”。

与一百年前的“排华法”拒绝华人个体入境相比,已经出现前兆的新一轮排华则是以对整个华人社区诛心为特征,以遏制华人参政议政为目标,用反击中共对加拿大选举干涉为突破口,对华人社区进行全方位的政治封杀。

这在表面上是攘外,实质上是扰内,是对华人无差别家暴和排斥。究其原因,有殖民主义时代遗留的欧洲至上白人至上的根髓作怪,也有麦卡锡主义的阴魂不散,更有排外主义的重新泛滥。对此我们不仅要坚决反对,也要认真反思。

情报治国,误国误民

历史似乎正在无情的重复着自己。一百年前的第一次排华显然是以悲剧出现的,而一百年后的第二次排华居然是以闹剧出现的。

在这场闹剧中,媒体的角色大家已经有目共睹。另一个暗戳戳的角色就是加拿大间谍机构(CSIS),也就是加拿大的CIA。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似乎在CSIS的眼里,共产主义长着一张华人的脸。每一个长着华人脸的人,都是怀疑对象,不管你是来自尖沙咀还是陆家嘴,也不管你是来自吉隆坡还是新加坡。只要是长着华人脸,不管是任命还是当选的参议员、国会议员、省议员、市长、市议员,统统都有被点名上大字报的可能和威胁。

除了政坛,高校、科技等敏感部门,同样也是情报部门猎巫的重点。就连华人社区团体也不能幸免。

从目前媒体报道泄露但未经证实的情报来看,这个由纳税人供养的情报机构是如何获得情报、如何证实真实可靠、如何处理情报,似乎不用向纳税人交代明白,而任由其雇员随意向心仪的媒体人泄露所谓的情报。

情报治国的危害显而易见。20年前美国CIA提供的一瓶白色粉末的情报导致的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和警钟。

作为CIA小弟的CSIS有关中国的情报也同样出现过乌龙。2005年,媒体根据CSIS从中共叛逃官员提供的消息,爆料加拿大有1,000个中国间谍。这让人不得不联想起麦卡锡1950年“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演讲中,挥舞着手中的空白讲稿,声称这是“一份205个共产党人的名单”。

从2005年至今,唯一被起诉的是曾任职魁北克电力公司的一名华裔男子王悦生(Yuesheng Wang,译音),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近20年时间,一面说有1,000中国间谍,另一面只起诉一人,这要不就是CSIS工作不力,要不就是CSIS情报不准。

政客从来不会在闹剧中缺席。看渥太华国会议事厅里,谁把中国骂得越凶越响,就越是政治正确。而对媒体和情报部门对加拿大华人社区和华人参政者的大字报攻击和诋毁,有的选择性沉默,有的更是落井下石。

而唯一在这场闹剧中缺席的,就是加拿大的依法治国。被揭露和批判的人或事,只有法律才能辨明是非,不能任由媒体人来定论;揭露和批判别人的媒体情报或者是情报媒体,也必须接受法律的监督和约束,对造成的后果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加拿大不是变了,是病了。当依法治国缺席的时候,今天倒下的是董晗鹏,明天倒下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人是一个孤岛。”

我坚决相信,加拿大是一个法制国家,尊重法律和人权是其基本原则之一。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我们面对的挑战,而不能搞文革大字报那一套。

同时,作为一个开明和进步的社会,加拿大是注重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这些都是加拿大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我们应该在保护这些权利的同时,也应该尊重其他人的权利和感受,通过理性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各种挑战。

希望加拿大人能够团结起来,共同为一个更加公正、和谐、富有活力的国家而努力。让我们一起携手前行,共同迎接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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