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渥太华：百人会与参议员对话，过肩观察加拿大外交政策的“盲点”

【本刊讯】上周六（10月28日）下午，阳光明媚，秋高气爽。在既可以远眺贝克雪山，又能瞭望菲沙河与太平洋交会口的卑诗省列治文市中心一栋办公大楼里，位于七楼的安泊金融崭新的会议室内，加拿大百人会正通过视频，连线渥太华的加拿大联邦卑诗省独立参议员胡元豹，与现场的主持人、点评嘉宾和其他与会者，就加拿大国际地位和外交政策进行一场气氛热烈的专题研讨会。

主持人百人会创会会长丁果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指出加拿大目前的外交政策在当前的国际风云变换中屡遭挑战，从欧洲，到中东，再到亚太，从以巴冲突，到加中不睦，再到加印破裂。凡此种种，都暴露出我们加拿大外交政策的种种“盲点”。

作为一个加拿大华人社区的民间智库，对加拿大在当今日益凶险的国际舞台上的种种破绽和对加拿大国家利益的受损，忧心忡忡。为此，特别邀请对加拿大外交政策多年耕耘、颇有见地的胡元豹参议员，就“加拿大外交政策的‘盲点’”为题，做一个演讲，并与参会人员对话交流。

胡元豹参议员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内，和与会者阐述了他过肩观察（Shoulder - Check）所看到的加拿大外交政策“盲点”的种种表现，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并对如何纠正提出了希望（详见下面胡元豹演讲的全文翻译）。

百人会高级顾问陈志动对胡元豹的演讲做了精彩而专业的点评。他特别强调，加拿大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与自己的地位和特色相对应的作用，必须更好的发挥来自世界各地移民的作用，包括在外交领域。不仅是在人口质量上要提高，同样要在人口数量上提升，这样才能使加拿大成为有实力的大国。

与会者的提问，再次把这次研讨会带入了高潮，很多提问者的问题自然离不开加中关系。胡元豹的回答也再次启发与会者思考加中关系的瓶颈，显然是与我们政府的政策导向有关。当印太战略把中国定义为“破环性力量”，这给加拿大企业和民众的信号非常明显，中国即使不是“红灯”的话，至少也是一个“黄灯”。开车时，看见“黄灯”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清楚。

所以，关键是加拿大需要有一个能够引领我们走出加中关系僵局的领导力。如果联邦不行，地方是否可以先行？如果政府不行，民间特别是高校是否可以先行？

这些问题，值得关心加拿大国际地位的社会各界认真思考。

附：加拿大外交政策的盲点

2023年10月28日

在加拿大百人会的演讲

胡元豹参议员

加拿大联邦卑诗省独立参议员

下午好。我应加拿大百人会的要求，就加拿大外交政策的“盲点”谈谈我的看法，这个题目也正好是我想要做的。由于历史、政治、外国压力、宗教或文化偏见、自满、领导不力、思维模糊等多种因素，每个国家在处理国际问题时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盲点。加拿大也不例外，我的演讲重点是讨论我们加拿大自己特有的盲点。这并不是说加拿大比其他国家差，而是我希望我可以自信地说加拿大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做得更好。

加拿大的外交政策存在许多盲点，尤其是在当今这个世界纷争不断，岌岌可危的时刻，这些盲点就尤其威胁。我这里涉及到的盲点无疑是现任自由党政府的责任，但我对换一届政府是否会做得更好并没有信心。在加拿大当今面临的一些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上，联邦政坛三大政党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集体思维。在某些方面，各方都在竞相对已经困扰我们的盲点更加盲目。就好像我们的国家似乎是由三只猴子所引领，它们看不到盲点之所在，不愿意倾听提醒这些盲点存在之声音，更不愿意为纠正这些盲点而发声，相反却选择保持缄默。

今天的加拿大外交政策是充满戏剧性的、前后矛盾的、胆怯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功而返的。虽然我们加拿大人民作为一个民族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但我们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场大多被视为美国的衍生物、马前卒。即使我们对贸易多元化的必要性高谈阔论，而我们推行的政策只不过是将我们与北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已。虽然我们对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夸夸其谈，但我们正在追寻的只不过是某种形式的“小集团主义”，还美其名曰“为朋友两肋插刀”或“去风险化”。我们投入数十亿加元补贴所谓“友好”的外国投资者，同时将其他来源地视为国家安全风险，对这些地区的投资拒之门外。我们已经成功地搞僵了与印太地区两个最大成员的关系，但我们能否兑现对其他三个最重要成员——东盟、日本、韩国的承诺依然值得怀疑。

我们是自主性制裁方面自封的世界领导者，并花费了大量精力开发制裁其他国家的全新方式，尽管这些制裁有效性的证据仍然令人怀疑。我们对外国干涉我们的国家充满恐惧，但几乎完全忽视了最重要、最持久、最具潜在破坏性的外国干涉来源，那就是美国。我们自诩是一个移民国家，是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化的拥护者，但我们正在寻求建立外国影响登记制度（而这种外国影响本身就是移民、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化带来的必然产物）。

这里，我举一个加拿大外交盲点的最新例子：昨天在联合国，加拿大与美国、以色列和其他11个国家一起反对一项呼吁持续人道主义休战以停止加沙和以色列敌对行动的动议。投票结果为120比14。就连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也没有与美国一起投反对票。加拿大对联合国大会辩论的贡献是提出一项取悦于美国和以色列的修正案，但该修正案被联合国大会否决。

在这一令人遗憾的事件中，加拿大将被世人铭记，不仅因为它反对人道主义休战的呼吁，而且因为它还是美国的跑腿者。随着加沙大屠杀的继续，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认识到它的本质——对平民的残酷袭击，违反了国际法，这不能被视为以色列自卫权的正当理由。毫无疑问，恐怖组织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对无辜的以色列人实施了难以形容的暴力行为。我明确谴责这些恐怖暴行，并同意那些认为应施加最大压力以寻求释放以色列人质的观点。但我也同意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说法，他说哈马斯的袭击并非凭空发生。75年来，巴勒斯坦人一直是无国籍人质，他们的命运由犹太国家控制，而犹太国家近年来鼓励进一步侵占传统的巴勒斯坦领土。

加拿大在联合国的行动以及西方国家对加沙地区正在发生严重侵犯人权行为选择沉默所表现的虚伪，已经削弱了全球南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正面临着俄罗斯非法入侵造成的残暴，现在正在进入第二个冬天。尽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领土完整和自卫权问题上都站在乌克兰一边，但全球南方许多国家一直对向乌克兰提供直接军事援助或参与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持谨慎态度，因为他们怀疑西方选择性地应用其“普遍”原则。

近代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加沙正在发生的一切正在以无情的效果印证南方国家担心的这一点。我已经观察到，加拿大以拥有针对一些国家和个人的最“先进”的自主性制裁方式而感到沾沾自喜。但你可以肯定，这些制裁都不会适用于以色列及其支持者。

在很多方面，我们对乌克兰的立场是加拿大外交政策的一盏明灯。我们一直大声疾呼对基辅的支持，并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物资来落实这种支持。政府慷慨地欢迎乌克兰难民，普通加拿大人也向这些新移民敞开了心扉和家园。加拿大应该对俄罗斯的侵略行径采取原则立场，这是正确的，尤其是因为俄罗斯恰巧就是我们的北方邻国，更使我们感同身受。但我们对乌克兰战争的强硬政策已经使我们在帮助和平解决这场战争时毫无回旋余地，这与加拿大所扮演的（或至少自认为扮演的）传统角色背道而驰。如果基辅或莫斯科都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人们会呼吁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停止敌对行动；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加拿大不会出现在这个停止敌对行动的讨论之列。

加拿大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立场还有一个明显盲点，是在泽伦斯基总统最近访问加拿大议会期间暴露出来，下议院议长无意中欢迎了一位出现在观众席上的前纳粹分子。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听从了议长的暗示，齐声起立鼓掌。这并不是他们的错，即使他们没有做错，但却依然表明他们对历史的无知。这位前纳粹分子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俄罗斯人”作战而闻名，这些议员们起立鼓掌实际上是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我们的盟友作战的个人而欢呼。

加拿大的印太战略（IPS）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另一个存在重大盲点的领域。作为加强加拿大与亚洲关系的长期倡导者，我首先要向政府表示敬意，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份可以引导我们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政策文件。然而，亚太战略的框架更多的是为了与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同时也是为了帮助加拿大企业寻找新的市场和机会。将这两个目标结合在一起的最大讽刺是，虽然我们贸易多元化的长期目标是努力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但锚定美国的印太战略的实际效果是，加拿大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加依赖美国。尤其是当对多元化的“新”理解更多的是关于美国而不是中国时，依赖美国的情况更甚。

由于中国面临严峻的国内经济和政治挑战，加拿大企业有充分理由在中国开展业务时保持高度谨慎，并应把目光投向亚洲其他市场。然而，在美国旨在阻碍中国经济的政策以及《减少通货膨胀法案》等“美国优先”法案总体上歧视外国制造业的大背景下，加拿大经济的方向显然是北美大陆主义，而不是印太地区。更糟糕的是，最近与新德里关系的恶化将使人难以相信，对加拿大而言，印度市场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成为中国市场的替代。

印太战略的全部要点当然是基于将印度纳入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框架；它不是基于经济逻辑或贸易和投资政策利益的协调，而是因为与东亚和东南亚相比，印度在经济开放方面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个特例。由于中国不是加拿大印太战略的优先对象，而印度现在也远离了加拿大的怀抱，该战略实际上被缩减到日本、东南亚和韩国（JSEAK）。也许这个较小的光圈将使加拿大更能够聚焦，以显示加深与JSEAK的关系，但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拿大是否能够克服来自华盛顿的大陆主义经济政策的强大引力。

这种困境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它是美国歧视外国供应商的产业政策的一种形式。加拿大感到暗自庆幸的是，它能够被纳入该法案规定的一些经济优惠中，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有效游说。但我们的印太伙伴，尤其是JSEAK，以及欧盟成员国都被排除在外。对他们来说，我们的信息似乎是说：“太糟糕了。你应该更努力地游说华盛顿”。我们经常谈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治”和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但我们却串通一气支持美国明显歧视许多国家的贸易政策。

再简单回顾一下加拿大与印度的关系。从1974年博克兰核试验开始，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渥太华和德里一直保持着冷淡，如果不是冰冷，的外交关系。对印度来说，一个持续的刺激因素是加拿大境内锡克教分裂分子的存在，并应对1985年印度航空航班爆炸案负责，印度认为加拿大没有将一些肇事者绳之以法。1998年的核武器试验（即“博克兰二号”）让加拿大对印度产生了反感，这种反感的消退时间比其他西方强国要长得多，其他西方国家很快就克服了失望并恢复了与德里的关系。与当前加拿大和印度之间的冲突不同的是，印度已成为世界经济中更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参与者，这反映在印度官员采取的非常强硬的立场上。

我并不责怪[特鲁多]总理分享来自情报界的信息，即指控印度政府是暗杀哈迪普·辛格·尼贾尔的幕后黑手。他的行动是因政府内部的泄密而被迫所为，而这些泄密本来会被媒体公之于众。但我对政府的天真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西方盟友除了为加拿大的立场提供口头支持外，还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而这些“志同道合”的伙伴（尤其是美国）会做任何事来不顾及，甚至危及他们的战略关系，即与纳伦德拉·莫迪政府的合作。

鉴于加印关系的历史动态，我对两国很快弥合困难并不乐观。但我百分百确信，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不会因为加印关系中的任何困难而减缓他们在经济、国防和技术问题上与印度合作的优先事项。

加拿大的印太战略谈论了在一系列历史时刻的重要性，比如当经济和政治力量正在向西太平洋转移时刻，当国际经济关系的现状受到威胁时刻，当法治被强权统治所取代时刻。它还谈到加拿大需要清楚地了解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变化对加拿大意味着什么。这一切都是正确的。然而，在分析推动该地区变革的力量时，该报告未能指出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即美国的向内转向及其日益失调的政治。无论如何衡量，美国的这些力量至少可以追溯到2009年茶党共和党的出现，它们已经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对加拿大产生最大的实质性影响。

尽管加拿大的印太战略忽略了关于美国国内已经持续了至少15年的破坏性变化的任何讨论，但该文件明确地将中国描述为“破坏性力量”。这很奇怪，当然原因也很多。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但这在过去的40年里一直都在发生，而且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其他国家都欢迎（并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将其描述为“破坏性”是不是很奇怪？除非我们将所谓的“破坏性”一词定义为“中国现在是我们想要主导的领域的一个严重竞争对手，因此我们将中国视为威胁”。

用西方政治角度而言，你可以说，习近平领导的政权对中国社会造成了“破坏性”影响，而且很可能变得更“糟”。但如果将这种“破坏性”影响描述成正在延伸到加拿大社会，那就有点夸张了——至少与美国政策对加拿大的影响相比，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与印太地区有关中国争端的主要领域是中国对南海大部分地区的主权主张，以及与越南和菲律宾等东南亚主权声索国的争端。这是该地区需要谨慎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但这是一个单独领域的问题，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对加拿大重要的经济、社会和安全的所有领域都具有破坏性力量。关于加中关系还有很多可说的话题，但这不是今天演讲的主题。

按照百人会的要求，我的演讲重点是，我认为加拿大外交政策中确实存在一些盲点。让我再次强调，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那样，加拿大并不是唯一存在此类盲点的国家。问题是我们的领导人能否认识到盲点并采取纠正措施，以免我们的国家利益遭受持久损害。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百人会邀请我分享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无论您是否同意我的观点，对我们来说，始终留意盲点并讨论如何自我纠正非常重要。因此，我期待您的提问和评论。